20世纪30年代，张天翼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名曰《包氏父子》。小说情节很简单：一个姓包的老头在大户人家当门房，每月工钱10块大洋，加上雇主打赏的小费，月收入将近20块大洋，这个收入水平在普通苦力眼中已经是中产了。腰里有了钱，老包“胆大包天”，一咬牙一跺脚，将宝贝儿子送入贵族学校就读，满心指望他将来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使自己晚年有靠。
哪知道这儿子不争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接连留了两回级，还天天缠着老包要钱，今天做皮鞋，明天买头油，拿着老爹血汗钱胡花一气，毫不心疼。又一个学期到来了，学校让交一大堆费用，老包实在交不起，请一个理发店作保，借了高利贷，才把儿子学费凑齐。
在这篇小说当中，老包至少跟铺保打过三次交道。第一次，为了让儿子上学，他找了铺保；第二次，他借高利贷交学费，找了铺保；第三次，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将同学打成重伤，学校让他出钱赔偿，他拿不出，要分期偿还，可是分期偿还也得有铺保，不然学校不放心，于是他又一次去找铺保，可这回再也没有店铺愿意帮忙了。
作为一个门房，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一个靠力气吃饭的老实巴交的小老头，他在有钱人的世界里举步维艰，无论他想做成一件什么样的“大事”，都得找铺保。为啥？因为他穷，他没钱，一没银行存款，二没社会地位，所以别人不信任他。为了换取别人的信任，他必须求爷爷告奶奶，请求一家殷实店铺为其作保。为什么有了店铺作保，就能得到别人信任呢？因为店铺有本钱在那儿扎着，轻易跑不了，万一被担保人闹出什么事来，找店铺代偿一准保险。
中国传统上是个熟人社会，只有在熟人社会里才能找到为人作保的店铺；民国这个熟人社会又普遍地缺乏诚信，这使得几乎所有人在大宗交易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跟铺保打打交道，并不仅是穷人如此。
笔者手头有这样一份铺保，是民国西安某家店铺为包工头出具的：
立承包人秦毓良、边义合，今已到西街公所监修马路两旁水道，自西稍门起至大街口止，两旁均用砖砌成，水道深七寸五分，宽六寸五分，下面用砖铺平，二面口上用立丁砖（以上均须用灰砖），水道流水务须便通，不得滞逆。如有私人门口及巷口愿用石条盖口者，工、灰、砖均在包工之内，石件由私人购买。以上水道并需用各料应有尽有，均在包工之内。计修成水道每丈工料价大洋壹元陆角，言明验工后再行交价。期至阳历十月二十日，按期交工，如有不符之处，或有工人潜逃情事，惟保是问。
铺保：永兴记公章、福兴魁记公章。
两个包工头去找市政部门承包下水道工程，包工包料，自垫工程款，待验收合格后再结算。即便如此，市政部门仍然不放心，明令包工头寻找铺保。
承包工程需要铺保，房客租房有时候也需要铺保。茅盾的小说《手的故事》里有相关描述：某对夫妇回到老家，族产都卖光了，无房可住，遂租住县城中心小学旁边的民房，入住之前，善堂董事为他们出具了铺保。
1934年，北平社会局颁布《租房规则》，其中一条是这么规定的：“房主可照旧向房客收取铺保。”由此可见，北平（北京）的租房市场上一直是需要铺保的，想租房，先找店铺作保，万一你交不起房租，惟店铺是问。
1935年，中央政校青年干部陈岳麟调查南京的租房市场，发现“在南京租房甚难，房主多要求房客须有眷属与铺保”（《南京市之住宅问题》第五章）。可租房者一般都是外地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跟各家店铺无一相识，上哪儿找铺保去？于是专门为人提供铺保的求利者应运而生：弄一间门脸儿，随便挂出一个“房屋介绍处”的幌子，就可以为人开铺保文书了，开一张铺保，收十块大洋，一夜之间吃成胖子。
最奇葩的现象是，出趟远门竟然也需要铺保。1926年9月，许广平从厦门坐船回广州，船上售票员说，回广州有两条路，一条经过香港，一条经过汕头，如果经过香港，“则须用照相，觅铺保，准一星期回，否则惟店铺是问。”（《两地书》第三集）内地人从香港过一趟，必须将附有相片的铺保交给香港码头的查票员查看和备案，如有乘客长期逗留，香港当局会找提供担保的店铺麻烦的。
作者为专栏作家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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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