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难民潮的中东地缘政治根源

不断潮涌的难民潮，最终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暂时关闭了边境，匈牙利在南部边境部署了长达175公里的铁丝网，从9月15日开始，非法入境匈牙利便是犯罪行为，将面临监禁或者驱逐出境。除此之外，英法德等欧盟大国开始协商在地中海巡航，打击非法移民船只，以此来堵住不断涌来的难民。欧盟成员国的内政部长们为了难民配额的问题而不断争吵，但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欧盟成员国争论的是如何分配十几万难民名额，但是在黎巴嫩却有上百万叙利亚难民，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难民数量还将增加。从根本而言，欧洲难民潮源于中东地缘政治的剧变，从短期来看，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帮助中东实现秩序的重建，让数百万叙利亚人重返家园，摆脱难民的处境。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欧盟，尤其是德国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可圈可点，默克尔总理成为普世人权的代言人。三十多万难民进入欧洲，德国民众欢迎叙利亚难民的场面更是感人。进入欧盟国家，尤其是越过申根协议国家，意味着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叙利亚内战已经打成了一锅粥，尤其是伊斯兰国开疆拓土，更是加剧了难民危机。吊诡的是，无论欧盟还是伊斯兰国都是对主权国家的超越或者否定，都具有帝国的情结，然而，两者在对待人权问题上却有霄壤之别。欧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人权的观念已经深入欧洲，面对难民潮，欧盟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坚持的人权理念所“绑架”，直到连德国都感到负担过重。而伊斯兰国的出现则直接否定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攻城略地，对不同教派的人毫不宽容，更谈不上尊重人权了。处于欧盟和伊斯兰国之间的叙利亚难民，当然会义无反顾地奔向欧洲，这也是符合人性的，而欧盟与伊斯兰国之间形成的强大的势能是难民潮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难怪有难民进入欧洲之后会发出这样的呼喊：我现在是人了。而那些被挡在边界的难民则诘问警察：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你们有孩子，我们也有孩子。即便身为难民，他们也有强烈的人权观念，而且相信欧盟会善待他们的人权，否则他们不会倾其所有，登上通往欧洲的小船。

不断潮涌的难民，争吵激烈的欧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这场难民危机的根源并不在欧洲，但是它有可能撕裂欧洲，至少可能会影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英法德派军舰巡航地中海，算是迈出了第一步，打击蛇头集团，减少偷渡带来的风险。最近几个月中已经有数千人葬身地中海，而蛇头从中获取暴力，通往欧洲的船票是如此昂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担得起。英法德巡航地中海也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源头在哪里呢？只有恢复叙利亚政治秩序才能堵住这个黑洞。除了美国之外，似乎还没有哪支军事力量能够遏制伊斯兰国，然而，美国并没有出动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就是撤出，从中东的麻烦中摆脱出来，过去一年多，美国主导之下的多国联盟持续1年多的空袭，效果不佳。奥巴马恪守不出动地面部队的承诺，在奥巴马卸任之前，恐怕美国不会与伊斯兰国正面对抗。最近澳大利亚、法国加入到对叙利亚东部的空袭行动中来，也难以扭转叙利亚的局面。

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所谓的中东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但是“中东”秩序的边界在哪里，却是个问题，这些被外界认定为中东国家未必会认同自己这个身份，比如海湾国家更认同自己是海合会成员。这个中东秩序是被外界强加的，也是人为的，一方面中东国家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赋予的，比如约旦、伊拉克，被扶植起来的哈希姆家族的执政地位并不稳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中东地区一系列的军人政权，军队、王室和宗教是中东地区建立政治秩序的资源。

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建立之后，冷战爆发，在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中东国家很难走第三条道路，即便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埃及，也在美苏之间不断转换。中东地区可以说是一个高渗透性的地区，地区秩序缺乏自主性，只是大国政治的一个博弈场，地区秩序就这么潜入到大国游戏之中。当美苏两强争夺的时候，中东国家还有可能左右逢源，冷战之后，中东国家的选择少了，奥巴马决定从中东撤出之后，给这一地区秩序带来了致命性的损伤。由中东国家自主构建地区秩序，殊为不易。叙利亚内战变得不可收拾，也折射出中东国家深层次的不信任。从依附到自主之路，漫长而艰难。

与美国撤出并行的是伊斯兰国迅速坐大，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变数，伊斯兰国否定了现代国家边界的合理性，是伊斯兰复古主义的最新形式，建立一个哈里发帝国是目标。正是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的震荡给伊斯兰国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半领土已经陷于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伊拉克和叙利亚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是残破的。北有叙利亚，南有也门，中东地缘政治结构处于不断的裂变之中，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在中东正走向失败。主权国家之下，是各种裂变性的因子，教派、部落、家族等等。不得不承认，主权国家是欧洲走向世俗化进程中形成的政治组织形式，对国家利益的关注与维护是欧洲国际体系建立的根本动力。与现代主权国家相配套的是现代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体系，显然，中东国家还处于国家构建过程之中。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教派利益的关注可能超过国家利益，因此，很难以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来研判中东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

数百年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帝国统治的边疆地带，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后裔争夺的前沿地带，一个是逊尼派帝国，一个是什叶派帝国，伊拉克就处于这样撕扯的状态。帝国边疆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势力混杂其中，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组织和秩序。部落和教派的认同要超过国家认同，而且这些部族和教派是跨越国界的，在“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之中，随着教派的演变，国家关系也随之一变，敌友的界线也是难以预测。沙特、土耳其等国曾经支持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反政府武装，而现在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伊斯兰国的挑战。中东地区出现的“去国家化”趋势是未来最大的安全隐忧，伊斯兰国是对现代国家的否定，而叙利亚、也门这样的国家已经无法承担起治理的责任。中东地区既没有可能回到帝国时代，伊斯兰国也无法将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起来，同时，也很难沿着欧洲国际体系的道路继续前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基本结束了宗教战争，主权压倒了神权，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国家越来越稳固。

地区秩序和国家秩序同时陷入困境，这是中东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所在。叙利亚、也门的局势也压倒巴以问题成为中东地区最棘手的问题，在叙利亚背后是库尔德人重新崛起，并且重新燃起了建立库尔德国家的热情。从叙利亚到伊拉克这一新月地带的碎片化还将进行下去，即便伊斯兰国被消灭，这一地区也无法再恢复原貌，可能会裂变出来几个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矛盾与麻烦不断。暴力可能是建立秩序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无论建立国家秩序还是区域秩序都需要共识与妥协，尤其是大国的共识。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成为中东地区的四强，四个强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到中东的未来。就当下而言，这四个国家似乎还没有学会如何协商，如何合作，甚至如何共处，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俨然成为什叶派与逊尼派千年纷争的代理人，而也门非常不幸地变成了战场。中东，不仅是全球主要的油气供应基地，也变成了全球主要的难民来源地，没有良好的政治秩序，财富和难民可以同时出现，这也是中东最大的悲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