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独踞山城“西南王”

谭洪安

1926年6月6日，刚刚打了场胜仗的川军悍将刘湘，又一次回到发家之地——重庆。五年前的同一天，正是在此地，年方33岁的他受各派将领推举，当上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达到毕生军政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那五年里，因川军不同派系及滇、黔等“客军”在四川境内混战，刘湘的势力忽起忽落，控制的地盘时大时小，屡次成为山城“过客”，根基算不得稳固。

但这回进城与以往不同。此后九年，紧扼川江门户的商贸重镇重庆，始终是这位“西南王”（又称“四川王”）成就一时功业的大本营。

以小博大“巴璧虎”

常言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

1911年6月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诱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迅速覆亡。但民国建立后，四川并未“先治”，反而不幸成为“四战之地”。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1913年）、护国战争（1915~1916年）及护法战争（1917~1918年），川军无役不与，加上隔三差五的内斗，以致川境之内，战火连年。

而坐享230年漫长和平（自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庆，显然难以独善其身。在军阀混战时期，它成了川、滇、黔三省军队的争夺焦点，往往一年数易其主。军阀们看中的，当然是这个工商贸易发达的“钱袋子”，可以随时填补军费的巨大窟窿，谁都不敢保证明天这还是自家的地盘，何来心思营建城市，发展经济？

尤其是某一方败退出城时，更是不择手段、涸泽而渔。如1921年刘湘首度入主重庆前，战败的黔军临撤走时，狮子大开口，向重庆总商会一次索饷200万元，否则以毁城相要挟。为避免战火殃及池鱼，总商会紧急筹款，经讨价还价后忍痛交出80万元，才算摆平。

与横行川省的诸多军阀首领相比，刘湘拥有的地盘及武力不算最强，却是比较有气量与野心的一个。1926年6月再入重庆之初，他仅占有周边的巴县、璧山和江北三县，人称“巴璧虎”（取爬壁虎之谐音），所部人枪只有三万余，而四面强人环伺，时敌时友。

不过，一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刘湘，适时地显示出他的“政治觉悟”：1926年底，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克武昌，本来与北洋系关系密切的刘湘，即刻宣布“易帜”，接受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对内，刘湘保留“四川善后督办”名号，利用坐拥重庆口岸、控制川江咽喉之便，封锁川中各军，使其不能向川外购置装备弹药。同时设法借助来自国民政府的安抚性援助，在重庆设立武器修理所（变相的兵工厂）和炼钢厂，加紧扩充军备。

自此，他的实力蒸蒸日上，先是击退军校老同学杨森组织的“联军”（1929年），并在两次“二刘之战”（1931年及1933年）击败堂叔刘文辉，抢得“盐都”自贡等富得流油的地盘（当时有四川“无盐不成军”之说），大体上结束了多年的川军混战，成为名副其实的川省“大哥”。

“苛而不扰”财神爷

刘湘能依托重庆成事，除了常年征战，带出一干嫡系人马，又谋实利而不讲“主义”，惯会审时度势外，善于笼络各路干才为己所用，也是重要原因。

刘湘的得力“幕宾”中，尤以抓财税金融的刘航琛最为出色。

刘航琛出身四川泸州酒商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初为刘湘部下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的顾问，又跟卢作孚一起，当过刘湘在重庆办的“军事政治研究所”的教官。因为帮王陵基解决了他一手督办而欠债累累的重庆《大中华日报》（欠款四万五千元）及铜元局（亏损纹银四十五万两）的棘手难题，名声在外，因此让刘湘看中，欲命其执掌财政。

1929年5月初，正日夜思量“统一四川”大业，却苦于粮饷难筹的刘湘，邀刘航琛做了“隆中对”式的深夜长谈。彼此一番试探后，已预先得知风声的刘航琛提出两项要求：一是今后财政处执行预算时，不受任何牵制；二是刘湘不要随时下手令向财政处要钱。又拿出准备好的禁烟、盐务、税务、政务四项改革方案。刘湘倒也爽快，大笔一挥批了“照办”二字。第二天，刘航琛正式出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财政处长。

有商人背景、又是科班出身的刘航琛，筹钱确有一手，增税、举债、印钞票三管齐下，但实际操作又不同于以往军阀的粗暴搜刮。

比如刘航琛刚上任，当即裁撤善后督办公署下面35个税捐机关，只设一个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亲任总办。他对刘湘说，35个机关6000多税吏，每人每月薪水加贪污平均至少100元，光这一项就得虚耗60多万元税款。况且税捐机关本来是扰民机构，老百姓宁可多缴一点税，也不乐意被税吏骚扰35次。

这项刘航琛自诩“苛而不扰”的税务改革，尽管理所当然遭到各个防区税捐局暗中抵制，但既有刘湘的“尚方宝剑”在手，依然得以推行。第一个月，督办公署财政赤字消灭，结余税款140多万元，第二个月，又结余270多万元。刘航琛打出的巨额银票送到刘湘手上，大领导不用说喜上眉梢，反对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刘湘在重庆的兵工厂，就是靠这笔巨款办起来的。

至于举债，刘航琛也很懂得“人心可贵、信用无价”的道理。过去军阀向驻地商家借款，多是“打白条”有借无还，商人们只能当是破财消灾。刘航琛上任第一次向工商业界借钱，即一再声明“有借有还”。票据到期之日，实力最大的盐帮无人登门收账，他们照经验估计，来也白来，何必搞得彼此难堪呢？岂料刘航琛亲自把重庆盐业公会会长李鑫五请来，当面如数还钱，让人大跌眼镜。

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然，谁都清楚收税、借债毕竟有个限度，几经战乱压榨，重庆商界也筋疲力尽了。而随着四川省内军政渐归一统，对外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又貌合神离，印钞票是地方割据政权最有效的敛财方式。

当年四川省内尚无印钞必需的凹版印刷设备，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印刷厂代印又费时费事，刘航琛遂在重庆建立印钞厂，公开名为“二十一军第二印刷所”，加班加点印行“四川地方银元兑换券”。

滥发钞票的结果，是1935年夏天成渝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地方券贬值至只及“中央本钞”约八成，直到当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将发钞权收归中央，事情才算平息。但精明的刘航琛，钻了中央条例里“一元以上纸币为法币”的空子，让第二印刷所改印五角纸币，大量发行，借此又替他的东家聚敛了一大笔财富。

有钱、有枪、有外援（南京政府撑腰），刘湘以重庆为根本“统一四川”的多年夙愿，总算初步实现了。

1935年2月10日，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省政府主席。这个省主席，可是得到南京政府正式承认和任命的，跟14年前那个川军内部妥协交易而当上的“山寨”省长，不可同日而语。刘湘随即训令本军辖下各县（共68县）县长，一切政务归还省政府，不久，长期割据一方的川军首领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等（共辖80县）也相继交出政权。功勋显赫的刘航琛，顺理成章地出任四川省财政厅长。

但是，任何的成功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刘湘新官上任不过20天，比他更大的官蒋委员长来了，而且在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上发表了“重要讲话”。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稍后公开讲话时称：此次入川目的除督促进攻红军外，即是统一川政，要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

3月25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正式成立，此为国民政府统一四川金融币制的重大举措。6月18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7月16日，蒋介石电令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组建国省联合金库，所有四川境内国税、省税，即日起悉数解缴该库。

当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成立，蒋介石亲信顾祝同为主任。至此，蒋系中央势力以重庆为基点，一步步控制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而独踞山城九年的刘湘，此时此刻，心里是何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