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史”之质全景式描写抗战

温靖邦：当不了将军就纸上谈兵

时代周报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在历史文学作家温靖邦看来，历史小说的魅力主要靠史实本身，而不是今人的所谓“戏说”。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喋血山河》中，温靖邦力图使这部历史小说达到“信史”的品质，实现对抗日战争的全景式描写。

为甄别史实、了解真相，温靖邦花了整整5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从抗战时期的报纸、军情电报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档案、回忆录、史料汇编等，都是他赖以写作的史实基础。做足600多万字的笔记后，温靖邦又花3年时间完成了小说，使《喋血山河》成为花城出版社献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点图书之一。

《喋血山河》共分三卷。第一卷从“九一八事变”写到“西安事变”，描述了东北军放弃东北全境、任由日军占领的历史，凸显了中共为建立抗战统一战线所做的艰苦努力。小说对张学良的转变以及蒋介石在剿共与抗战之间的摇摆不定有精彩深入的描写；第二卷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写到正面战场东南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台儿庄惨胜和徐州会战失败，其中平型关战役是此卷的重头戏。这段历史中，国共终于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第三卷写武汉保卫战、长沙大火、常德保卫战及长沙会战，其间穿插汪精卫政权成立的复杂过程。书中对远东著名战役苏日诺门坎之战以及正面战场的万家岭大战、长沙保卫战、昆仑山大战、常德保卫战均有精彩绝伦的描写。

在温靖邦看来，抗日战争应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前后历经14年：“是中国人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如果没有这14年的艰苦抗战，同盟国不可能顺利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从1991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温靖邦长期保持高产出与高质量齐头并进的双赢状态，先后出版了十余部民国战争小说。2011年，在由台湾多家高校发起评选的“海峡两岸十大优秀中国历史文学作家”中，温靖邦名列第二—第一名是台湾作家高阳。

温靖邦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2期。温靖邦在青少年时代总做将军梦，他喜欢关公，崇拜二战期间的苏联将领，热衷于分析打仗的战略战术，常和小伙伴们幻想投考某个并不存在的“少年军官学校”。“文革”期间，一腔热血的温靖邦和同伴跑到中缅边境，加入了缅共游击队，度过了一段“真正的”战斗生涯。这段传奇经历终于让温靖邦过了一把当兵的瘾，但也促使他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当不了将军，也可以纸上谈兵！”回忆起这段经历，温靖邦哈哈大笑。

搜集、甄别资料远比写作艰难

时代周报：你想让自己的历史小说达到“信史”的品质，在史料搜集上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温靖邦： 《喋血山河》这部小说总的创作时间应该是8年，前5年是搜集和甄别资料，其实这比写作的过程艰难得多。

现在有关抗战的非文学性、非史传性著作以及参加抗战者的自传都很多，但我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部具备文学性的信史，因此我对这些材料非常警惕。对于同一个事件，我要把不同亲历者的叙述数次相对照，才可能得到真相—当然，也有可能仍然得不到真相，集体掩盖事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觉得有疑问，还要去档案馆。我去得最多的是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如果那里还是找不到，我就跑到台湾去找。

历史真相往往比一般人所了解的要复杂。比如“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给张学良发不抵抗的电报？很多人说有。后来我查到一份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大意是说，敌人如果不听劝告不愿谈判，一意进攻北大营，那么就要奋起抵抗，寸土不让。这个电报后来也得到了印证。在唐德刚所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本人也表示过没有那么一份“不抵抗”电报。当然，蒋介石后来在抗战中有耍滑头的地方，表面上声嘶力竭地说坚决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但暗中又找人到日本斡旋。

另外，作战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一个士兵是丢了枪跑掉还是打到最后，这些都能体现人的心理和品质，历史资料上往往没有这种细节，要靠采访当事人，当事人如果去世了，就要采访子女。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经得住历史的筛选，我要尽最大努力接近真相。

时代周报：小说需要描写人物心理活动，但这些东西往往无法在资料里找到，你怎么处理这个矛盾？

温靖邦：小说的文学性和真实性之间没有矛盾。所谓文学性，就是考虑怎样把历史的真实性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如果读者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这部小说在文学性上就是成功的。在写作上我很自信，如果炒了那么多年的菜，还怕盐放多放少了，这就很糟糕。

当然，对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活动，非虚构不可。怎么办呢？像蒋介石这样的大人物，当时他的部下可能都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蒋介石在部下面前是很端架子的，他的日记也是如此。他写日记时肯定知道后人会看，所以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这种心理状态下，虽然绝大部分日记是可信的，但是也有不可信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除了仔细甄别不同的资料，还要靠作家自己推测，在掌握大量宏观活动的前提下，以此来推测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从而准确把握人物形象、心理，甚至审美情趣。

受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滋养

时代周报：在搜集巨量资料的过程中，你对抗战各方持何种态度？

温靖邦：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遭受的苦难最多，时间最长，一共14年。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就是我写《喋血山河》的出发点。我们的民族是在抗战中被唤醒的，在抗战以前我们是睡狮，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鲁迅说得很清楚，只有几个革命家在战斗，人民根本不理解。但是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唤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凝聚了民族力量，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喋血山河》主要描写的是正面战场，当时正面战场的任务重得多。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也很大，牵制了日军的几个师团—当时一个师团是两到三万人，日军单个师团的战斗力又很强。所以，虽然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担任了大量的战斗任务，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的牵制，国民政府很可能在武汉会战的时候就崩溃了。

国军出军滇缅只是能让蒋介石说一句：我们参与了国际战争。其实我认为出军滇缅对抗战是不利的。中国远征军固然是要打通滇缅公路，但这不是唯一的援助渠道，当时苏联通过新疆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国军在滇缅投入了太多兵力、物力，结果加剧了东面战局的失利。

时代周报：近几年有关抗战的文学影视作品很多，你认为精彩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温靖邦：近几年的抗战文艺作品基本上以戏说为主，不是把鬼子漫画化，就是把中共或者国军写得很强大：我方是天使，敌人完全是野兽。这是商业化写作造成的，前些年号召写抗战文学的时候，很多人一哄而起，对抗战完全不了解的人也一本接一本地出书。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写，尽管不符合史实，但无疑更保险。

我看过最好的抗战题材小说，是建国后冯德英写的《苦菜花》，还有雪克的《战斗的青春》。这两本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很考究，对人物个性的把握很深刻。

时代周报：你在写作上的文学滋养来自何处？

温靖邦：我受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三方面：一个是19世纪的英法文学尤其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这几位，其次是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最后就是中国古典文学。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小说、理论刊物和剧本我都读过，读到深入的时候，经常觉得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三大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培养了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家，而且通过《祖国纪事》等刊物培养了一代读者。为什么后来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的欣赏趣味那么高？跟白银时代分不开。白银时代那些作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真实的准确表现时时都在鞭策我。更为重要的是，白银时代孕育了我，对提高、丰富我的艺术欣赏趣味起了不容置换的作用。我写小说一开始就是网状结构，我很注重人物形象的鲜活、场景的鲜活和史诗感，这些都是受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