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政商：玩火者游戏

上接

E1

规则的缺失

撇开规则建设，一味强调依靠道德自律，约束欲望，从中国人的普遍经验看，这实在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中国经营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除了体制之外，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文化的影响。您是否比较过，当时的政商文化与官场文化、市民文化又有哪些联系？

雪珥：在我看来，政商文化、官场文化、市民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中华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在不同侧面的体现。那么，在政商关系上，中华文化体现为什么呢？我认为，它主要的体现就是前面所谈及的规则缺失。黄仁宇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其实，我们也是缺乏规则建设意识的。

必须要警觉的是，不少人会将这个问题泛道德化，将“技术问题”转为“道德问题”，将“政”对权力的滥用与“商”对利益的追求，当作是不道德的。不少人不仅如此解读历史，甚至如此解读现实。近些年，就有一些企业家社团，掀起了所谓“新商业文明”的讨论热潮，将企业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看作是当下各种问题的根源之一，诸如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以至于有企业家开始高调提倡“利他”，要求企业的决策应该“先问是非、再论成败”。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欲望如果是发展的油门，规则才是发展的刹车，撇开规则建设，一味强调依靠道德自律，约束欲望，从中国人的普遍经验看，这实在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道德自省是疲软乏力的，试图依靠道德对本能的欲望进行阉割，最后只能产生伪君子、以及伪太监。要控制发自本能的欲望，最可靠的就是建立外在的约束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精英阶层还有人乞灵于这种精神武器，应该不会是出于无知，或许是出于“仓廪实”后的某种娱乐心态，或许干脆是又一出精心策划的另类营销。任何道德上的洁癖、尤其是伪装出来的洁癖，对于推进新型的政商关系，毫无作用，甚至有害。

这是西方史料中李鸿章在1900年的一张照片，紧挨李鸿章右手侧的（图片中左四）为刘学询。

日本赢在哪儿

《中国经营报》：您对日本的近代化发展也有着深入的研究，人们总是拿中国和日本对比，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几乎完全传承了中国体制与文化的日本，为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割除种种弊端，走向现代化的自强之路。中国在转型期所要肩负的包袱，难道日本就不存在吗？

雪珥：前面已经涉及了一些中日对比。中国近现代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官督商办”是主要的形式，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对此批判得很猛，对清末所谓“国进民退”批判得很猛，但是，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最初也实行“官督商办”，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它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我将晚清改革第一阶段，即30年的洋务运动，总结为“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要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忽略了规则建设，改革因此被异化，形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些集团就以“资本权力化”的方式，绑架和攫取了相当一部分的公权力，服务于他们的私利。我就非常反感一些学者轻率地指责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当年那18家号称民营的铁路公司，有相当比例并非现在我们所以为的“民营企业”，而是获得了非常特殊政策扶持的特殊企业，尤其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4家，其资本金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租股”向辖内民众强行征集，而其依靠的不仅是公权力的保驾护航，更是公权力的直接让渡。

这类所谓的民营企业，既脱离了原来在国企、或者“官督商办”之下来自体制内的监控，体制内原来有纪检机构、监察机构，原来有政敌反腐、甚至二奶反腐，无论效果如何，毕竟也还是反腐，但是，如今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了，这些监控一概失效。与此同时，这些所谓民企的高管层，却并非通过股东选举出来的，这些企业里甚至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董事会，那些真正出资或者被迫出资的股东，根本无法监督管理者，从而沦为管理者压榨剥削的直接对象。这样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也不忠于民众，按照当年户部的说法，就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两头都管不了他们，而为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两头忽悠、甚至两头点火，通过“离间官民”渔利，最后既葬送政权、又摧毁社会。

改革被这样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而后被异化，最后遭遇破产，这才是晚清那一轮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们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区别所在。

在中日近代第一轮改革的对比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两国背负着不少相似的包袱，但有一个包袱是中国独有的：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沦丧。经过太平天国大动乱后，清帝国的中央不仅逐渐丧失了对财权的控制，甚至逐渐丧失了对军权的控制。这在我此前的几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百年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能将官督商办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政”与“商”的对立博弈，而应该更深度地探究其中的技术细节，这样才能资治通鉴。

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

当权力被寻租

纵观晚清那一轮改革开放的50年历史，腐败广度、深度与烈度的变化，的确与政府的权力扩张息息相关。

《中国经营报》：说到体制和文化，尤其是政商关系背景下的体制和文化，就躲不过它们重要的衍生品——贪腐。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把贪腐的产生简单归咎于权力，您对贪腐，尤其是中国传统式贪腐有着深入的研究，是否能和读者分享一下您对贪腐缘起与滋生的认识？

雪珥：对于腐败在现代化过程中加剧的原因，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一，社会基本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转变；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却缺乏相应的规范；三，现代化过程导致了政府扩权，成为刺激腐败的温床。

除了第一个原因主要与文化惯性相关之外，第二、三个原因，所涉及的都是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尤其是权力扩张，并且这种权力的边界过于模糊，容易导致“寻租经济”的滋生。亨廷顿的这个分析，不仅适用于“现代化进程”，也同样适用于“转型期”。

纵观晚清那一轮改革开放的50年历史，腐败广度、深度与烈度的变化，的确与政府的权力扩张息息相关。甚至，晚清末期致力于打造立宪体系的政改努力，也往往在经过了官僚机器的运转之后，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此后至今，也依然保持了这种趋势。遗憾的是，官僚机器这种强大的异化功能，涉及到国家治理层面的诸多技术操盘，主流学界却往往鲜有研究，而是集中攻击大而化之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所谓“政治制度”，对彼时的执政者进行“两蛋一星”的道德审判式解读——不是笨蛋、就是坏蛋，而后指望另出一个救星。这种解读，固然轻松，也是一种懒惰，不仅无益，而且日渐养成了“破而不立”的中国特色革命思维。

我们当然无法断言，腐败的政商关系是现代化转型进程的必然产物。但是，从统计角度看，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正如亨廷顿所言：“必须看到，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其政商关系的腐败程度，都比此前一个世纪和此后一个世纪更为严重；而香港廉政公署创立之前，腐败横行与经济飞跃是几乎同时发生的，这显然“与新财源的开发、新权力的创设、新兴阶级的出现及其对政府的新的要求等息息相关”。

在权力依然是实际上的第一生产要素的前提下，“商”寻找“庇护”，“政”提供“庇护”，无论从公益还是私利的角度看，都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必然选择，也因此，造成了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所谓的“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的蔓延，形成了一个个由不同的政商群组合而成的“狼群”。

除了利益大博弈之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政商关系的演进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实践一定领先于制度，制度一定滞后于实践。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突破旧规则的过程，这其中，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出问题”、留下“原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当然不是说干脆放任政商关系自由发展，而是必须加快制度的“跟进”——别太指望制度的“创新”，制度若能比较快地“跟进”实践，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种“跟进”，就是及时订规则，所谓亡羊补牢。

因此，对待腐败问题，仅关注道德约束、甚至法律约束都不够，而是要在看到其在某种程度上是转型期的伴生物的同时，加快制度的跟进建设。

在这样的“狼群”式的政商关系中，无论是“庇护”还是“掠夺”，其交易成本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对红利的对冲力度也越来越大。

没有一头狼是安全的

《中国经营报》：《危险关系》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叫做“镜花水月”，这是否能代表您对这种政商关系发展前景的某种态度？我们注意到您大力推出刘学询的文章，其背景也是本届政府大力反腐之际，您认为百年前的“镜与水”，能为百年后的“花与月”提供哪些借鉴？

雪珥：“镜花水月”这次词，不仅仅是我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发展前景的态度，也是我对其历史效果的态度。

在中国式的政商关系丛林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规则的缺失，这既赋予了“狼群”极大的红利空间，也同样造成了极大的风险——没有任何一头狼是绝对安全的。在这样的“狼群”式的政商关系中，无论是“庇护”还是“掠夺”，其交易成本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对红利的对冲力度也越来越大。在这个游戏中，不可能有赢家，所有人都将输，区别仅仅在于输的顺序而已。 

而更为重要的，是陷入这个双输、甚至多输丛林的，恰恰是中国的精英——包括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这对民族未来的伤害极大。为什么智商、情商都优秀的中国精英们，非要去玩这种愚蠢的、最终没有赢家的赌局呢？历史案例，至少能为大家提个醒吧：不改变既有的政商关系生态，一切都依然将是“镜花水月”。

这本书在出版前，我本想加个自序。但我经过了一个月的枯坐之后，决定放弃撰写自序，因为觉得这本书所讲的是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案例，无论我如何努力，都难以在自序中将这个案例蕴含的丰富内涵阐述出来，反而容易影响了读者诸君对问题的思考，不如干脆留白，让大家直接看案例。都是聪明人，响鼓不需重锤。

自序不写了，我倒是放了一个代跋，将我2015年年初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全文附上，主题就是涉及能否以及如何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我个人对此是谨慎乐观的，因为目前的中国精英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已经厌倦了旧的政商关系，转而期待政商关系的新生态。

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我是很清楚的：学以致用。百年前的“镜与水”，当然能为百年后的“花与月”提供很多借鉴。历史研究，尤其是改革史研究，就是应用型的研究，一定要给当下有所借鉴与意义。但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不断提醒自己的是：不要有任何预设立场，让史料说话。我的书和文章，常常对一个史料纷杂甚至相互冲突的事件，不做结论，而是根据史料罗列分析各种可能，读者自己会做判断。

政商关系的演进，是各种利益大博弈的结果，也是推动利益大博弈的原因之一。对此要细细分析实际上的利益传导，不要简单地用“好坏”之类的标杆去判断。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这是当下中国无论左右都爱做的。这是偷懒的做法，当年胡适先生就说过了，空谈“主义”比谈“问题”、解决“问题”容易得多。如今的中国，“思想家”大约太多了些，而“实干者”实在太少了些。 

包括这本书在内，我研究过不少政商关系的案例，深切地体会到：要建立中国式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必须抛开依赖道德手段的天真及伪天真，将焦点集中到更为实际的“技术”层面。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技术”，就是划定政府公权力的边界，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政商关系的本质，我个人认为，就是政、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台面上的(on the table)，即对资源配置的公开博弈，二是台面下的（under the table）秘密博弈，“显规则”与“潜规则”的此消彼长，正是法治文明与政治文明的高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