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政商.玩火者游戏

文/于东辉

雪珥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出版了，其顺利程度超出雪珥本人的预料。中国政商关系史和晚清大改革是雪珥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而该书可以说是这两个领域的交汇点。时值改革攻坚和重拳反腐之秋，该书的出版恰好呼应了这样的大气候，这或许是它能够快速与读者见面的原因吧？政商关系在中国如何就会沦为“危险关系”？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作者本人的解释吧。

本报资料室/图

狼群资本主义特质

腐败为何与改革伴生？

政商博弈，既体现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商人博弈的宏观层面，更多地依然体现在不同“狼群”之间的厮杀。

没有及时出台法律法规或规则，对政府与企业的权力与权利边界进行切割，出现了企业侵占公共资源及政府侵占企业资源的双向渗透，为那些横跨政商两界的“能人们”上下其手提供了机会。

《中国经营报》：首先祝贺你的新作《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顺利出版。这本书的主角是晚清商人刘学询，你两年前曾在本报发表文章《玩火——一个富商的政治投机》，讲述的也是刘学询的故事。我想无论是“危险关系”还是“玩火”，都能显示出你对这类政商关系的基本态度。首先你能否以刘学询为例，为读者总结一下，这种“玩火”的政商关系都具备哪些特征？

雪珥：的确，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在我看来都是“危险关系”。

所谓“危险关系”，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这是有诱惑的，背后是欲望驱动；第二层，这是危险的，玩这种游戏的双方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商”的一方，往往很难有好下场，明初的沈万三就是一个典型，至今他的后人还在流放地，也就是贵州安顺的屯堡，倒是意外地成为明代文化碎片的传承者与保全者。

纵观中国的政商关系史，政商关系的“危险”事例比比皆是。从很多具体的个案看，“商”往往是受害最大的，在权力面前，资本其实是无助的、无力的，尽管资本的持有者往往容易被财富带来的幻觉影响，误以为自己很有影响力。这种故事多了，给我们的感觉，“商”似乎总是被始乱终弃，似乎总是受害者。需要我们留意的是，历史上的大量案例表明，政商关系对“商”的伤害，一部分固然来自于“爱人”变“仇人”的翻脸，原先关系亲密的官员出于种种原因对商人下狠手。但更大的部分，是来自于敌对的政商阵营的攻击，当敌对方暂时无力对“我方”的“政”动手时，他们会选择“我方”的“商”下手，寻找突破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实质上是“狼群”资本主义，其利益博弈单元，是政商小团体结合的“狼群”，既非单个的官员更非单个的商人。政商博弈，既体现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商人博弈的宏观层面，更多的依然体现在不同“狼群”之间的厮杀。而在任何一个“狼群”中，商人一定是可以首先被牺牲的，所谓丢车保帅，这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选择。

在中国式的政商关系中，“政”也绝非赢家。首先是微观层面上，不少官员个体也会由于政商关系而丢掉乌纱帽甚至丢掉性命。这种风险，有三种来源：一、本群内讧，官商从“爱人”变“仇人”；二、本群中或官或商在外“捞过界”了，过于高调，坏了潜规则，成为众矢之的；三、在与其他“狼群”的攻伐中彻底落败，被痛打落水狗。这三种风险中，后两种的概率大大超越第一种。

其次则是宏观层面上，在频繁折腾的政商关系中，国家机器、执政基础乃至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受到不少的结构性伤害，埋下垮塌的伏笔。在这个意义上，政商关系，也是“官-民”关系的一种，本质上与政府农民的关系一样，也是水-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中国经营报》：现在回到刘学询那个时代的政商关系，你认为产生这种危险关系的土壤是什么？是否要远溯到“秦王政”的推行？放到晚清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又有哪些新的要素催生了这种关系？

雪珥：刘学询时代的政商之间的“危险关系”，其根源至少有两个：

一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此前说的政商关系的几个历史阶段，无论哪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政府对资源配置有压倒性的主导作用，即便在商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提高之后，其主要体现也仅仅在于商人阶层的一些人可以参与到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程之中，路径依然是政府出面进行配置。

这一点，倒的确可以追溯到“秦王政”那里。源于管仲、商鞅的改革，经过秦统一的固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千年一贯，区别仅仅在于某些时段其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与商人分享。

二是规范政商关系的规则。中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是显著的。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但是，伴生的几个问题没有处理好：

首先，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令资本市场的发育受到极大的关联影响，而资本市场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主要杠杆的。作为主流的官督商办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同时，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极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赖，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建立。

其次，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虚置。尤其是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政府监管部门手中，股东、包括大股东，对企业的核心问题缺乏发言权。政府所任命的高管，与股东们的主流利益未必一致，导致日后严峻的委托代理失控问题。这导致了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

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及时出台法律法规或规则，对政府与企业的权力与权利边界进行切割，出现了企业侵占公共资源及政府侵占企业资源的双向渗透，为那些横跨政商两界的“能人们”上下其手提供了机会。

规则缺失这一点，很难追溯到“秦王政”头上。这不仅是因为自秦汉以来“法律贱商人”是有规则的，并且规则是明晰的，更在于晚清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那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为了应对这个变局，晚清的改革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在这轮改革中，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循，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央权威在不断地消褪甚至是加速消褪，因此，在规则的建立上既缺乏参照，也缺乏规划，更缺乏力量，难以进行更有规划性的顶层设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一块石头走一步。

而这点，正是中日几乎同步开始的改革的根本差异所在：经过尊王攘夷运动甚至战争的明治政府，有足够的权威从容进行顶层设计，具体体现之一是明治维新前期就出台一系列规范政府权力边界的法律，而中国的类似法律要迟至1903~1904年才开始建立，那时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40年，早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和异化了下一步的任何改革。

权力与资本的角逐

“权力”对“资本”的无节制剥削，往往发生在王朝末期，这时候政权也同样试图通过对资源的全面掌控，来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系统梳理过中国政商关系的演变史，你认为秦汉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而这恰恰又是王权上升的时期，因此这是否说明，政商两者的权力与地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雪珥：现代之前的中国,其政商关系演变，大约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这一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政商力量比较平衡，“资本”在“权力”面前比较平等。这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周王室，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相对狭小，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在诸侯的竞争之中，资本更具有了用脚投票的选择权；何况，无论是争霸，还是自保，诸侯都离不开商人的协作，竞相招商引资。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千年，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振兴工商业：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所谓“春秋五霸”，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国力的强弱，已经与工商挂钩：“市者，百化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则利市者强，小国能则利市者安，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小国富则中国强。”（战国《市法》）管仲更明确指出，商人的实力与国家的实力成正比：“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子·忧嶂·住罚》）

在公权力碎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本与商人的力量，终于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各国商人参与政治尤其是外交。《史记》说的“素封”，指的就是这一时期杰出商人拥有超强政治影响力：“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 素封 。”孔子的富豪学生子贡，则是典型：“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时势造英雄，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管仲对此有“二君二王”的形象说法，商人的影响力堪比第二“君王”。

第二阶段，秦汉-唐。从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变法，到秦国的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权力”加大了对“资本”的控制。在商鞅变法中，开始为商人编列“市籍”，作为二等国民，类似的做法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成为全国的标准版本，成为“千年犹行秦王政”的主要内容。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对商人的贬抑成为国家法律，商人不得拥有不动产，不得当官，甚至不得“衣丝乘车”，因此晁错有“今法律贱商人”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唐朝。当然，在执行的层面，历朝都有时紧时松，但“法律贱商人”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这一阶段，“士农工商”的“四民”是有等级秩序的，“商”至少在法律上处于末等。政商关系则主要表现为“资本”成为“权力”的仆人，甚至奴隶，“始乱终弃”的现象十分普遍，予取予夺，政策弹性很大，权力对资源配置十分任性。

第三阶段，宋之后。宋代开始推行全面科举，这导致了执政基础的极大扩大，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在法律层面上废除了对商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各种禁令，商人终于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自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原则开始得到提倡。到了明朝，在王阳明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士商合流”成为主流趋势。到了清末的政改阶段，甚至出现了强烈的“以商代士”的趋势，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空前高企。在政商关系上，“资本”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通过对各种教育资源的投入，在“权力”的源头对预备官员下功夫，俨然有了政商全面结合的态势。

自帝制终结至今，中国的现当代史中，政商关系似乎又重新地、快速地“重播”了一遍前数千年的这三个时期。

从政商关系演进的大略历史看，政商的力量未必都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即便在“法律贱商人”的时代，在王朝的中期，当政权有足够自信的时候，商人的实际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其实是不低的，因此，晁错在说“今法律贱商人”之后，紧接着也感慨：“商人已富贵矣”。这种名实不相符的情况，在历史上不少，是研究者必须十分留意的，不能只简单地盯着文本读史，而要深入研究实际情况。“权力”对“资本”的抑制，往往发生在王朝新建时期，这时候政权需要对资源的全面掌控，以解决最为紧迫的战后重建问题，及树立新政权的权威与威权；而“权力”对“资本”的无节制剥削，往往发生在王朝末期，这时候政权也同样试图通过对资源的全面掌控，来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只是，这时的政权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运转不畅，要么依靠专政工具进行强行剥夺，要么只好转而剥削小民，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往往会在逐利本性下，利用政权的千疮百孔，加入剥削小民的行列，加剧了崩溃。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因为中国历史的漫长与疆域的广大，以上的分阶段描述，都只能是约略的，具体到某个历史时段，都能发现大量的例外。这是中国历史的迷人之处，也是政商关系史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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