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用 只道硝烟是平常

顾文豪

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直逼上海，甚且放言三天之内平定上海。当时战况的惨烈，伤亡的惨重，至今老辈人言及仍不免泣下数行。昔年滞留上海的中医师陈存仁先生就写过一部《抗战时代生活史》，将当年上海孤岛的人间悲欢形诸笔下，算是为这笔中国痛史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这其中四行仓库一役堪称惊心动魄。仓库地处苏州河北，临近西藏路桥，是贯通上海闸北租界的咽喉所在。当时谢晋元部得令据守此处，以滞缓日军进攻。虽然对外号称有八百壮士，其实总共才400多人，而整个闸北当时已完全沦陷，后援物资只能全部堆积在河岸，换言之，四行仓库守军真真是孤军奋战。据陈先生书中所述，双方交战火力之猛简直无法形容，“租界上的居民整夜听到连珠一般的枪声、手榴弹声，同时又见到火焰冲天”。

此时，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洋商，都在隔岸观战，并且个个对四行仓库的抗战壮士致敬。这时通信也告中止，忽然有一个懂得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要的援助物品，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陈先生写道，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将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于是伴着猛烈的炮火硝烟，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

陈先生是这段历史的过来人，加之他身为中医，交往广泛，上至名流巨宦，下及贩夫走卒，所以闻见特别丰富，虽然日后写来，不免有所讹误，但昔年的人情与世情，读来还是让人悲喜交加，难怪日后周润发版的《上海滩》的顾问名单中，陈先生的大名赫然在列。

譬如陈先生讲当年租界上的通用币制还是中央银行的钞票，虽则战事持续展开，但法币的价值却没有动摇，除了中央银行的钞票，还有中国、交通、农民以及四家小银行的钞票，外国银行的钞票则不通用。而大家对法币的币值也未尝有一点怀疑，除了米价和五洋杂货略涨之外，其余物价无甚波动。原来这是抗战开始之前，国民政府聘请英国人鲁斯爵士研究出来的方案，将此前全国所有的银元悉数收归国库，以此迫使银元不可能再成为买卖单位，如此法币价值就不会动摇。而唯有坚持法币价值不动摇，才谈得上长期抗战，不然币值贬损，人心一夕如散沙，抗战之势则危矣。

而不读陈先生的书，也就不知孤岛八年民众生活的困难到何等地步。囤积居奇者并不急于售卖，却天天以小量抬高价格出售，于是日进斗金，夜夜笙歌；穷人买不起衣衫，往往在冷僻的里弄将别人的衣衫剥去占为己有，俗称“剥猪猡”；街头乞丐不讨钱，只抢饭，等在各式各样的食物摊档旁，见人买了粢饭、油条之类，就上去哄抢，抢到就嘴里一塞；家家户户都限制用电，一月总额为七度电，街灯稀少而可怜，商店霓虹灯则悉数停用，每届傍晚，上海便成了一个黑暗世界。

与这萧条晦暗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另一番纸醉金迷。战事日炽，难民涌入，各地富翁也逃难来此，由此反倒成全了上海游乐、饮食的畸形繁荣，是以上海人有句俗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上海舞厅为了抓紧营业时间，甚至破天荒地搞出了每日早上八点至十一点的“晨舞”；四马路上高级饭店鳞次栉比，高级会所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做了伪政府官员的，节操既已不存，醇酒妇人当是首选，加之日本人对汉奸的政策是养肥即宰，先是纵容汉奸贪污捞钱，到相当程度，即或是逮捕，或是暗杀，总之将汉奸的钱财落到自己手中；尤其是抗战的最后一年，物价猛涨，穷相毕露，一席宴饮高达数十万、数百万，一次手术小则黄金一两二两，大则三两五两，股票市场完全疯狂，猛涨猛跌，似乎所有人都可以一夜间暴富，也可以一夜间倾家荡产，整个上海完全沦为一个疯狂无度的城市。

战争激发人性，战争也毁灭人性。在八年的战事里，中国人肉身的死亡自不必言，中国人内心的创伤或许更其巨大。难怪，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刻，那一夜的上海人声鼎沸，亮如白昼，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不论识与不识，都举杯庆贺，这庆贺的不仅是战事的终告停止，更是生活的重趋正常——民众的苦实在受得太久太久了，民众的心也伤得太深太深了。

不过，战败的日本军人虽也有屈膝痛哭的时候，但据另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台湾作家王鼎钧所说，他们却并未因溃败而恶形不堪——“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很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配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据说他们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

希望四行仓库的烈士的血不会白流，希望历史的血痕永远存留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