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西进越渝关

商城记·重庆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名义上已亲政两年、年方二十的光绪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节，并接受他们呈递的国书。自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国门被迫洞开以来，几经周折反复，外交使节进京觐见清帝，至此才成为定例。

那年的正月廿一日（公历3月1日），在京师西南三千里外的渝州古城长江南岸，同样一波三折之后，重庆海关宣布开关，首任税务司也是一个高鼻梁、绿眼珠的洋人——英国籍的好博逊（H.E.Hobson）。

这时候，离康熙朝中期四川巡抚能泰在重庆港设渝关征税，已过去180多年，大清皇帝一共换了八位。明眼人心里都清楚，此“渝关”早非彼“渝关”矣。

英国佬 红顶子

初来乍到的好博逊税务司，也有一位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川东道台兼首任重庆关监督张华奎。但好博逊直接听命于其英国老乡、大名鼎鼎的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3~1908年在任），张华奎只能扮演一个略显尴尬的陪衬角色。

开关前夕，张华奎陪同人生地不熟的好博逊，沿重庆城长江、嘉陵江两岸四处踏勘，寻找合适关址。当时川东一带，因外国传教活动日益活跃，民教矛盾激化，如1886年发生了有名的“重庆教案”，1890年重庆府下辖的大足县又刚刚爆发了反洋教的余栋臣暴动，洋面孔到处都不受本地民众欢迎，故海关选址工作一再受阻。

拍板同意重庆设关开埠的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接到报告，一面抚慰好博逊说“但便商民，勿泥成见”，一面措辞严厉地斥责张华奎：“开关自互换日为始，经奉谕旨，并载约章，断难商缓。民教滋事，乃地方官之责，该道不得因暂行署理，借词延宕！”并明确指示“放胆做去，早报开关”。

中央领导发火，非同小可。好、张二人加紧工作，终于勘定长江南岸一处天然港湾王家沱（今两江交汇的朝天门码头对岸）为关址，因该处暂无房屋可租，先在另一处叫狮子湾的码头设囤船验关，挂牌办公。重庆关的管辖范围，一是重庆老城（今渝中区东部）城墙以南全长三英里的长江段，一是自嘉陵江口上溯一英里以内江段。

好博逊和张华奎二人共同制定的重庆海关管理章程，大体上是1877年开埠的宜昌海关章程的翻版。以实际职权论，赫德指定聘任的外籍税务司负责行政管理和征收关税，而清廷委派的关监督只有登记和设置档案的份儿，“一把手”被自己的“下属”架空了。

对此种情形，赫德早就有过一番解释：“虽然叫做海关，但是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确实是一个改革所有海关分支机构行政管理和改进一切帝国行业的应有的核心组织。”

换言之，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视海关为推动积弊丛生的古老东方帝国实行“全方位改革”的发动机，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嫡系掌握话事权。而一向没有通商口岸的四川省，懂得基本国际商务常识的地方官员甚少，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只能由中央派来的“红顶洋人”说了算。

重庆朝天门码头旧影。朝天门为明洪武年间所建1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号称“古渝雄关”，1927年拆城门建码头，堪称是重庆由传统商贸重镇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艰难转型的缩影。

欧美日 齐向西

重庆开埠的头五年（1891~1896年），英国势力一直独霸山城。海关常年由英籍官员把持不说，1890年，英国便率先在渝设领事馆；同年，“重庆洋行第一家”英商立德洋行创办；第二年，太古、怡和等知名英资洋行相继登陆，加入川江航运贸易的竞争。

1890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宣告重庆开埠，并规定英商可自备或雇用华船（此前约定西式近代轮船可以上驶重庆之日，方为开埠之时），挂洋旗驶入宜昌以西的川江。

1891年5月12日，重庆海关开关不到两个半月，太古洋行租用本地民船装载黄丝、白蜡，挂英国旗经重庆港出川，此乃渝海关第一艘出口挂旗船；两周之后，立德洋行也以民船装载火油、海带入川，成为第一艘进口挂旗船。

1896年是列强争入重庆的第一个高峰期。3月，法国领事馆进驻重庆，5月，日本领事馆接踵而至，12月，美国领事馆也来了。当然，最吸引洋人们的，是重庆港及广阔的四川市场潜在的巨大商机。

1896年1月，由日本农务部官员、商业专科学校校长、轮船公司代表、新闻记者及商人组成的商业考察团登陆重庆。他们以日本人特有的精细作风，详尽调查了这个新开口岸的票号、当铺、大商帮信局等金融机构，了解银钱兑换、典当利率及度量衡标准，还有运费、地价和工资水平等情况，并特别关注当地对日本货物的一般需求。

3月，法国驻渝领事馆设立的同时，由法国商会代表、蚕丝专家、采矿工程师等组成的“法国里昂开发中国商业考察团”赴川。一行人整个夏季都在四川省内考察，甚至一路深入到打箭炉（即川西商贸重镇康定），再经成都、贵阳，秋天时才抵达重庆。

同年三四月份，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白瑞兰到访重庆，他是英政府特派调查中国各通商口岸英商贸易情形的。年底，英国领事署职员波恩率领的由纺织专家组成的“布拉克博恩考察团”也来到了重庆，积极收集各种商业情报。

该考察团得出结论，重庆已成为“四川省贸易的主要市场和分销中心，”这种地位“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869年上海商会英国代表第一次沿川江上行时所作的判断：“我们更倾向于开放四川重庆。”

自一八九零年起立德、太古、怡和等英资洋行率先抢滩以来，约二十年间，重庆先后设立了五十一家“外资企业”，它们立足山城，商业触角则遍及全川。

觊觎重庆的列强中，继英国之后，当数刚刚在甲午战争大胜清廷的暴发户日本姿态最为激进。通过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日本取得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通商权。1896年2月，日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已抵达重庆，意在开拓一处日本租界。四川总督闻讯，急命已调往他处任职的前重庆关监督张华奎返渝，设法与之谈判周旋。

和英国人“共事”期间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的张华奎，见招拆招，逐个驳回珍田的种种过分索求，双方一度陷于僵持。直到1901年9月，日本才得以在长江南岸王家沱，即渝海关附近设立租界，这是列强在重庆及四川省内取得的第一片租界地。

回头再看看英国人全面掌控下的重庆海关。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频频，中央政府财政左支右绌，新增的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是少数稳定可靠的税源之一。因此，中国向列强历次借款，大多以海关关税作抵押，英国人管理下相对独立且“清廉”的大清海关，也成了各国金融机构信得过的担保人。

1896年，清廷为偿还英德、俄法两项借款（为支付甲午战争对日巨额赔款而借），指定各海关分摊，重庆关摊派12万两。当年该关全部税收才31.5万两左右，如刨去“洋药”（鸦片烟）税款，普通货物关税不到15.4万两。也就是说，洋人在海关对洋货征收的洋税，拐了几道弯，又落到同一帮洋人的口袋里了。

按照官至大清“正一品”的赫德对海关的“顶层设计”，它既然是“改进一切帝国行业的应有的核心组织”，除了征收关税外，全方位搜集、整理、研究“帝国”方方面面的情况，自然也是重要日常工作之一。

像中国各地主要通商口岸一样，重庆海关按月份、季度和年度向总税务司报告本地贸易动态，每十年还会做一次全面的综合报告，所涉条目大至航运贸易、金融财政、矿山矿产、军事司法、市政人口、科举教育，小至港口灯塔、邮政电报、会馆钱庄、医院卫生等等，总数将近四十项。

在后来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的研究者眼中，这些海关报告无疑都是外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腹地刻意收集的战略情报，是一份“罪恶的记录”。但客观上讲，它也留下了那个时代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详尽历史资料。很难指望大多数仍旧坐井观天、粗放管理的清廷地方官员们，能够完成类似水准的统计和分析。

重庆海关税务司长期为外国人（多为英籍）担任的境况，直到1927年（一说1928年）才最终改变，李贵荣成为首位华人税务司。那时候，北伐节节胜利的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刚刚宣布实行“关税自主”政策。

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洋海关 功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