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话题 正视历史是中日和解的前提

陈伟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这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国会作证时讲的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在题为《不扔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吗》的演讲中，这位美国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驳斥了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总统杜鲁门不该下令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谬论。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订投降协议。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也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斗转星移，70年过去了，2015年9月3日，中国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在这一日子临近时，我们有必要再重温八年抗战史，并由此上溯到甲午战争——中日之间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重温历史不是要我们牢记中日这段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不放，而是警惕对历史的无知乃至歪曲，正如查尔斯·斯文尼强调的，“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因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隐藏在历史中，它随时有可能因对历史的遗忘而蹿出来。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然而，在两国上千年的交往中，却并不总是伴随美好的记忆。在长达几个世纪里，日本虽然带着崇拜之心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制度和文明，但自中国明朝后期开始，自以为学得中华文化真谛的日本，就剀窥中国土地，试着袭扰中国沿海。日本其实在丰臣秀吉时代就有着一个朦胧的吞并中国的计划，这种愿望终于在甲午战争后付诸行动，并经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于1937年的“七七事件”演变成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有一个闭关锁国的过程，中日差不多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并由此开启近代化。但岛国民族天生的忧患意识及其主动学习精神使得日本比起中国来，更容易拥抱西方文明。当中国以“中体西用”态度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时，日本则提出了“脱亚入欧”，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也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所以，日本通过维新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的维新运动则仅出现百日就昙花一现，古老的帝国依然沿着千年不变的轨道慢悠悠行进。然而，在“富国强兵”后，由于骨子里生存危机的驱使，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瞄准的对象首先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可以说，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既败于武器和技术的落后，也败于政治制度和国民意识的差距，更败于日本处心积虑和中国的轻于防范。甲午之后，日本进一步膨胀了其野心，并最终在40多年后大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件，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付出3500万军民牺牲的惨重代价后，在武器装备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一洗半个多世纪受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彼时中国，虽然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国家其实被军阀分割成几部分，近代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工业基础仍然薄弱，整个国家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此种国情下，中国能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不应该回避美苏的力量，但现代化开启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多数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尚处于朦胧阶段，对战争及其对中国带来的危害漠不关心，那么，这一战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国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意识到民族国家之重要，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为求中国富强进行艰苦探索，到抗日战争爆发，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洪流。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及其壮大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重要标志，而抗战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从中日近代以来这两次决定各自民族国家命运的战争来看，它印证了一个基本道理，即贫困招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虽然就世界历史而言，落后未必挨打，包括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这些当时的先进文明都亡于野蛮文明，但至少从中国近代史看，“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是成立的。当然，同为战争，抗战比起甲午，武装装备更加落后，却取得了胜利，这又说明，当民族国家的现代意识、现代文明动员起来后，正义终究是能够战胜邪恶的。

抗战胜利后，中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日关系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互相敌视和对抗后，于七十年代解冻，两国在1972年建交。之后及到上世纪末这段时期，中日关系总体是平稳发展的，中国虽然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索赔，但日本也给予了中国大量日元无息或低息贷款，这些贷款支援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历史方面，村山首相在其谈话中，明确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悔罪道歉。今年8月14日，安倍首相发表了备受瞩目的战后70周年谈话，继承了此前“村山谈话”等历代内阁的基本立场，对受害国表示了“道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增长态势的易位及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变化，以及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需要，两国间摩擦不断，关系愈来愈差。

在历史认知上，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存在摇摆和反复。除村山外，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并不愿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安倍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鉴于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保留天皇制这一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支柱，日本在战后提出“一亿总忏悔”，即所有人都对战争负有责任，从而导致最应该担责的人反而免除了战争责任。在法律层面，日本则以国内法否定《旧金山和约》第11条规定，实际上否定了战犯的存在，也是对东京审判、靖国神社等问题的否定。日本之所以有如此史观，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败于美国大兵及其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并没有败于中国。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有的只是对中国的欺凌，而没有来自于中国的致命的反击，换言之，中国自己没有反败为胜，中国只是被别人救了。加之在战后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在崇尚强者文化的日本人心中，就积淀下了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又因战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落后而得以强化。

所以，对于7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虽然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持肯定态度，但也没有作为加害者的深刻的负罪感。不仅如此，用查尔斯·斯文尼在国会演说时的话来讲，“今天日本还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是崇高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正是在这种错误史观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要道歉。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查尔斯·斯文尼对日本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这才是人类有良知的声音，值得我们尊敬。最近几年，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种对日和解主张。确实，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日之间正在恢复千年历史的常态。中国在对日关系上需要展现一种新思维，国民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今天我们对日本，理应认识到，尽管总体偏右倾保守，但民众毕竟享受了60多年的民主，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土壤，这从日本国民前不久大规模反对安倍政府推出新的安保法可见一斑。同时，对日本正常化的要求，也应抱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然而，也须强调，和解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单方和解不是真正的和解。对日本人的错误史观及一些政客敌视中国的右翼言论，我们必须要保持批判和警惕。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应该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日本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国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有一种成熟的大国心态，而无需沉浸于受害者心理，一心想着对日本复仇。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错误也宽容，特别是这种错误与中国的利益切实相关时。中日目前正处于一种特殊阶段，双方势均力敌，进行和平竞争，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此种状态下，如果放纵日本的右翼言论和行动，即使从日本的利益来说，也并无好处，因为日益右倾的日本对中国会更加咄咄逼人，从而破坏中日关系大局，反过来使日本利益受害。

所以，归根到底，历史并非不重要，日本要想得到对过去侵略战争的真正的原谅，国民将必须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从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才能得以建立起来，否则，基于利益的暂时和解随时可能随着利益的冲突而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