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舌尖安全起来

8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检察机关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工作情况时称：2014年1月-201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犯罪嫌疑人5212人，起诉12871人。在为期两年的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中，挂牌督办了第一批28起制售伪劣食品案件，交办了第一批34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督办案件线索，有效发挥了刑事司法的威慑作用。最高检表示，将依法查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坚决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保护伞”，是检方部署开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的重点。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不平衡局面，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出现在一、二线城市，而是出现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加落后的县市和农村地区。这与不同食品的消费群体的购买能力有关。发达地区的居民有更强的经济能力购买那些相对安全的食品。根据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数据，毒奶粉事件主要发生在甘肃、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区（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苏南苏北有别，鲁东鲁西南差异大）。正是因此，连续几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例如2014年、2015年），都将食品安全工作列为“三农”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善治不能光靠全国层面的顶层设计，还得有地方性执法机关的落地执行。也是意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这种区域性特征，浙江省在《关于改革完善市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意见》中，要求各地整合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工商部门组建市场监管局；在市级层面，舟山等地采取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三合一”模式组建市场监管局，其他10个市采取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二合一”模式，打造地方层面对食品安全保障的铜墙铁壁。

正是在各级政府努力的基础上，中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在2015年达到了高潮。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今年4月24日召开的十二届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对“舌尖上的安全”作了更严厉的规定：剧毒高毒农药禁用于蔬菜瓜果；吸取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的教训，明确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实施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质量控制，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实施逐批检验，保证食品安全；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规定需明确标示转基因；针对网购消费中出现的问题，明确规定消费者权利受损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由此可见，为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法》对从土壤到市场、到餐桌等多个环节，都细致入微地进行了强制性规定。

因此，根据8月6日的《中国医药报》所提供的“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5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数据：在109个被评估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42位，美国以89.0分位居全球第一，新加坡和爱尔兰以88.2分和85.4分位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属于第一档国家。这些数据显明两大结论：中国进步了；中国需要向食品安全强国学习。

今年两会上，来自食品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戴天荣指出，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有中国对农兽药残留限量采取“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列举制”管理制度；而其他国家对危害物质普遍采取风险预防的“防漏”原则进行管理，实行“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准许制”管理制度，中国可以建立“法不允许即禁止”的清单制，让生产者、执法者都有法可依。

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五花八门，总的来说就是明确立法、严格司法、让违法犯罪分子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例如欧盟于2002年首次对食品生产提出了“可溯性”概念，以法规形式对食品、饲料等关系公众健康的产品，强制实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等各阶段的溯源制度。日本规定每种农产品都有身份证，德国则能从鸡蛋追溯到母鸡的饲养方式及其健康程度，法国规定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韩国规定因制造或销售有害食品被判刑者10年内将被禁止在《食品卫生法》所管辖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且需缴纳巨额罚款，而德国的罚款金额则足以让违法犯罪分子破产。

在我国，根据8月5日“最高检公布11个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即便实现了重点打击，刑期偏短，尤其是罚款数额偏低。因此，构造保护中国食品安全的铜墙铁壁，让舌尖上安全起来，相关法律可以改进，法治应当加强，司法行政部门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