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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海岛 台湾贫富分化与政治操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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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真的还不起——毕业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欠银行的30万学贷怎么办?”

“对不起,我真的不敢结婚——我的薪水只有两万多,买不起房子也撑不起一个家。”

“对不起,我真的不敢生小孩——因为物价飞涨薪水却不涨,老婆去年还失业将近半年。”

“对不起,不是我不努力——40几岁不好找工作,投了一堆履历都没有消息。”

几则发布在主要媒体上的广告,痛诉了台湾从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到中年的艰辛,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

这是2010年11月民进党的政治广告,矛头针对的是国民党所组织的11月21日拉票大游行,在每则广告的下方,都以弱势群体的口吻质问马英九,“你也能为我办一场游行吗?”

这些广告,诉求点直指台湾社会最为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在刺激民意上相当精准与到位。

这些广告推出的时机,正是“五都选举”之前——“五都选举”是指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这五个直辖市市长以及市议员的选举。

从各种官方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来看,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相比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不严重,但在民众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到了刻不容缓、无法忍受的地步(详见上篇)。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个台湾特色的原因:那就是对贫富分化议题的政治操弄。

阶级政治

2008年的败选,对民进党来说,是重大的挫折,也由此掀开转变之幕,关键就是从族群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统独政治转向阶级政治。

蔡英文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民进党主席。她在就任演说中提出:“台湾在将来面临着两个威胁,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崛起,一个是全球化的挑战。”所谓大陆的威胁,是老生常谈,与全球化威胁并列,相当微妙。

蔡英文说:“在全球化方面,我们也面临挑战,这是无可避免的挑战。……我们在执政时期建立的包括就业保险、劳工退休账户、国民年金等很好的社会安全制度,必须要让这些福利网络更为完备,才能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防止M型社会的恶化。”显然,她将应对全球化作为“防止M型社会的恶化”的手段之一,而其潜在前提就是台湾已经陷入M型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八年,是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蔡英文接掌民进党之后,以担任民进党中常委兼任党务改革小组召集人的罗文嘉等为代表,民进党内的少壮派掀起“二次党外”运动,推动“中间偏左”路线。

罗文嘉明确提出:“民进党要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他说,本土化是民进党的价值之一,但本土化无法涵盖所有层面;台湾社会非常多元,本土化无法涵盖、响应或吸纳社会的多元价值与需求。这可以从陈水扁执政第二任期看得出来:扁做了很多本土化措施,选票却流失很多。这不是本土化没有市场,而是除了本土化之外,还要有其他价值。

罗文嘉认为,民进党应该走中间偏左路线,“这与民进党的阶级属性有关”。“民进党要站在哪个阶级说话呢?当然是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这些都是不可移动的劳动力,民进党要站在这群人的立场为其代言,民进党要走的是‘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

罗文嘉强调,走中间偏左的路线不是口号,而是实践;执政的时候要表现在政策上,在野时期要展现对执政者的批判态度,与执政者清楚区隔,并点出问题的症结。民进党当务之急是要扩大社会基础,与各个友党、盟友在不同议题上合作,与台联合作主权议题,与绿党合作环保议题。

至此,这位操盘民进党党务改革的少壮派,鲜明地点出了改革的方向:一是“阶级斗争”,二是统一战线。

从民进党日后的发展看,罗的改革思路被蔡英文采纳了,并且的确在政治上收获颇丰。

最佳议题

2009年,被民进党确定为“社会运动年”,试图重建党与社会的关系。2010年的“五都选举”,遂成为民进党将重点从统独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省籍斗争转向“阶级斗争”的第一次全面实战。本文开头的那些广告,仅仅是这场战役的局部。

民进党更为着力的,是将民生议题、阶级矛盾与其固有的统独议题进行有机整合。国民党2008年重得政权之后,发生了两件影响台湾经济的大事,一是金融危机,二是两岸签订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民进党的论述中,前者俨然被看作了“天灾”,后者则被看作“人祸”,“天灾”难以抱怨,于是“人祸”便成了唯一的宣泄口。

在2010年4月25日的“双英辩”中,蔡英文指责ECFA将成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关键因素:“ECFA将引发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而这样的调整跟分配,最不利于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广大的劳工、农民跟工薪阶层……”

“双英辩”后,民进党做了《ECFA签订后的影响》的民调,还接连推出了《ECFA对谁有利?》及3个《ECFA哪里好?》的文宣广告短片。

民进党智囊也指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如ECFA,固然会提高产业获利,另一方面却也将扩大贫富差距。《自由时报》更直接使用《ECFA冲击就业,加速贫富不均》作为其新闻评论的标题。在民进党随后发表的《马政府执政下的贫穷图像》一文中,再度指出:“这一年是青年无望弱势族群史上最艰难,以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一年。”

在《马政府执政下的贫穷图像》中,单列一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史上最严重”。主要内容是:每户就业人数创历史新低为1.46人,家户总所得大幅下降;20%最低所得家庭储蓄率创新低,为负30697元(新台币,下同);原始贫富差距创历史新高8.22倍;劳工实质平均薪资倒退13年;最富有的5%与最穷5%的平均所得扩大至66倍。

自此,聚焦贫富差距,以民生议题吸引注意力、以阶级斗争推动政治动员,成为民进党的基本政策。在民进党官网的新闻中,输入“贫富差距”这个关键词,有232篇(截至2015年7月14日),至今尤甚。

两面出击

民进党的文宣,首攻国民党。

2014年11月28日,蔡英文出席《从地方开始赢回台湾》台中希望晚会,率领中彰投三位县市长候选人拉票,在致辞中十分感性地再次抨击贫富差距:“过去这些年来,当我们看到每天生活的城市里面停滞不前,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赶快来。当我们到超级市场,放眼望去,不知道哪一项食品是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房价与物价飙涨,生活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时,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十二年国教,一个关于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的重大决策,却被这个政府用一种如此散漫的方法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当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当我们的孩子前途茫茫,当这个社会上充满着越来越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11月29日,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今年4月29日,民进党召开第十六届第十次中执会当天,蔡英文会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马英九“真的不知道台湾人民需要的是什么”,以她当天到台积电向张忠谋董事长请教为例,“谈到的是台湾产业的前景、劳工权益及产业环保的问题,甚至谈到台湾社会贫富差距及南北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才是台湾人真正关切的”,但马英九当政七年,“却还不知道台湾人真正关切的是什么,实在让人失望。”

6月3日,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针对马英九所提到的台湾贫富差距已有改善、社会福利是亚洲四小龙之首,表示说:“这显然和目前台湾人民的实际生活与就业环境落差太大。”

第二个攻击对象,是大陆。

2014年11月21日,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与新境界智库执行长林全,接见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卿唐伟康后表示:“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贫富差距加大都是台湾人民共同忧虑的问题。”

今年6月4日(美国当地时间6月3日下午),蔡英文在华府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以《台湾迎向挑战:打造亚洲新价值的典范》为题,发表演说指出:“近年来台湾经济的停滞及失去成长动能,是多数民众最感到痛苦之事。中国(大陆)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让台湾‘效率驱动’的经济成长模式受到冲击,进而导致日形严重的贫富差距、工作机会外移及薪资成长停滞。”将大陆的崛起看作是台湾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在将矛头对准国民党及大陆之外,民进党并没有忘记“中国(大陆)威胁”之外还有“全球化威胁”,将贫富差距的问题继续归咎于全球化。5月26日,蔡英文由台南市长赖清德陪同,至嘉南药理大学进行校园巡回演讲,并以《世代对话点亮未来》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蔡英文表示:“由于全球化的关系,产生了更多贫富差距的问题,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全球化另一个面向,是全球化的生产,哪个地方适合生产,东西就移往那个地方,而被淘汰的产业就被留下。”

批判之外,民进党也表态自己将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今年3月21日,蔡英文出席“321国际唐氏症日”,当媒体问其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想法,蔡表示:“贫富差距和年轻人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感,是任何执政者或是执政的政党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而年轻人对于低薪及高房价的不满,需要有整个经济的改构以及社会住宅及公共住宅的政策来解决。”

对于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蔡英文表示:“我们已经发现,过于剧烈而且无法改变的贫富差距,将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成长;要解决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

“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这是民进党为台湾所开药方的要义,而所谓政治,就是选票与政权。贫富差距问题,被转换成了政治问题,进而再度转换成了选举问题。

中左路线

罗文嘉公开阐述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改革思路两年之后,2011年8月,经历了“五都选举”的实战洗礼,民进党公布《十年政纲》,正式将“中间偏左”路线纳入党的基本目标。

在这份政纲中,继续抨击道:“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都会区的房地产在市场失灵与投机炒作下,价格节节飙升,更让许多中产阶级与弱势者住的权益遭到剥夺。”

但这份政纲不再片面地攻击两岸经贸,而是指出:“台湾应积极解决两岸经贸所造成的薪资停滞与所得分配恶化等问题,改善弱势产业与弱势族群的经济地位,确保两岸经贸之正面效益由全民所共享。”两岸经贸议题似乎与“九二共识”之类的政治议题分开,被纳入分配正义议题之中。

政纲指出,“过去,政府体系缺乏长期规划的能力与积极负责的精神,长期的问题以短期方案面对,整体的问题以切割方式处理,问题难以根治。现在,台湾必须有一套新的发展策略,以前瞻的视野、专业的态度,针对未来重要趋势和困难,提出根本的对应策略,彻底转型、面对挑战。”

民进党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十年政纲的所有主张,都有两个重要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那就是‘面向世界’和‘公平正义’。”其中,所谓的“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责任。在过去傲人的经济成就与民主价值之上,台湾必须诚实面对贫富差距恶化、分配不均、环境破坏、财政恶化的现状,由政府扛起责任,主动去导正市场机制的缺失,对弱势者、对有需要的家庭、对年轻的世代,提供更完善的照顾与协助,积极去体现所得、居住、土地、环境,乃至于世代之间的正义。”

十年政纲提出六大主轴:“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和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并认为,“这环环相扣的六大主轴,既是改造台湾的关键策略,也是我们期盼留给后代子孙的‘国家’图像。”

民进党走向“中左路线”,导致“阶级斗争”维度内的经济议题与民生议题成为两党宣战的主要议题。无论是2010年的“五都选举”,还是2012年的“总统大选”,以及正在展开的2016年选战,双方都将经济议题、民生议题作为要点。区别在于,国民党似乎更强调“效率”,民进党似乎更强调“公平”,这既有双方立场的分歧,更有双方目前地位所导致的定位:国民党此时是“当家人”,担负发展重任,不能不更有所顾忌;其实,民进党2000~2008年执政期间,也将“效率”放在“公平”之前,这大约是当家人的难处。

投机民粹

从2012年的选战实际结果看,民进党的政见其实容易被质疑是对社会分配端的公平正义的华丽论述,却缺乏对经济增长端的财源和产业政策的全盘谋划。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提供财源的话,公平正义不过是民粹主义口号,无法令理性的中间选民放心。这就迫使蔡英文在选战后期提出重视两岸经贸、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论述,不过为时已晚,难以得到多数经济选民的信任。同样,国民党充分利用执政优势推出缓和贫富分化、促进民生福利的政策,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可见,两党在经济尤其是民生议题上经历了最初的政见对立,经过调整选战策略,逐渐走向部分趋同。

民进党走上“中左路线”,试图超越蓝绿,刻意模糊政党色彩,突出民生议题,目标之一就是争取这群“中间选民”。在2010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的政治广告基本诉诸情感,刻意淡化党派属性,甚至没有党徽和旗帜标志,本文开头的几则广告即是典范之作。

自蔡英文首次担任民进党主席后,就将贫富分化作为重要议题,到2012年大选更是在竞选广告中专门列“贫富差距篇”;至2014年声势浩大的“太阳花”“反服贸运动”,民进党的转型终于达到极致。反服贸运动的学员骨干,如林飞帆、陈为廷、魏扬、黄郁芬等,有的是民进党党员,有的曾服务蔡英文竞选总部或“小英教育基金会”,而“小英教育基金会”正是蔡英文2012年选战失败后所设立以培育人才的机构。

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民进党可算成功地实现了向“中左路线”的转移,重点从台独转向了“阶级斗争”,不断强调贫富差距、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台湾走向“阶级政治”的现实与趋势,已被不少岛内外学者认可。统计也显示,自2008年5月21日至2010年11月27日“五都”选举结束,在民进党发布的1225篇文稿及讲话中,约有136篇议题集中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批评马英九政府站到富人一方,其要求包括减少贫富差距、提倡社会住宅、社会照顾、社会福利等。另据统计,2008年大选期间,在《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苹果日报》四大平面媒体的政治广告中,民进党广告中的“恐惧诉求”比例(59.5%)远高于国民党(17.9%),主要是强调一中市场将会造成台湾人失业,加剧贫富差距。

在民进党走向“中左路线”的途中,在其大力转向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之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难点是:如何避免滑向民粹主义。

首先是民进党自身如何避免成为民粹主义政党。毋庸置疑,作为长期缺乏执政资源的民进党,从主打省籍、族群、统独议题,到如今主打民生、阶级议题,民进党相当依赖于民粹主义工具。学者指出,民进党最初选择诉诸省籍族群的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当然有现实的考虑:第一,台湾本省人占人口绝大多数,而福佬人又在本省人占绝对多数,所以,直接诉诸于台湾本省籍民众甚至是福佬人容易获得强大的民意基础。第二,由历史问题造成的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统独”矛盾等议题相对突出,难以形成共识,本省人在历史上受到过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因而有一种潜在的反外省人情结。如果借助这些议题诉诸于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则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三,在台湾本省人中,相当多数是南方的农民,他们纯朴、善良,易于受到政治人物的鼓动。即便在2008年民进党开始改革,转向“中左路线”,其强化、放大、刺激、动员阶级情绪的做法,依然还是民粹主义的手段。

无论是诉诸族群,还是诉诸阶级,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选票,至于当选后是否能否兑现、甚至是否需要兑现,并不重要。这种“选举主义”(electoralism)的“危险在于过分强调选举的竞争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维度。”(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而这也是政治动员中“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手段,并非华人政治的新常态,而始终贯穿于国史之中,在“夹生民主”之下更为频繁。

在“夹生民主”国家或地区,比较容易跌入选举主义的陷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非西方国家,选举民主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选举的工具性在台湾尤其突出,而民粹主义则成为政治营销的有效利器。牛津英文字典对民粹主义的解释是,“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政治”。2000年版的柯林斯英文字典的解释则是,“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或许,后一种释义比较切合台湾人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

台湾之病

其实,将贫富分化的议题放大,以此攻击执政党,在台湾的政党轮替中已经成为常态。民进党如此,国民党也如此。

民进党当政时,国民党以此为武器攻击对手。连战在2004年竞选时,就认为台湾的中产阶级、小康家庭正在弱化,而新的“新贫阶级”正在形成,所面对的是一个严苛的社会救济标准与不完备的社会安全制度。在2008年选举中,国民党的广告“负面攻击”比例(69.2%)多过民进党(21.4%),集中在民进党执政八年来经济不佳与阿扁弊案等较为宏观的事件上,相比之下,民进党的负面广告则多是针对马英九个人。

在2012年面对民进党对ECFC的猛攻时,国民党转而应战,加大力度宣扬ECFC能够促进台湾就业和产业链的整体发展,缓解台湾的贫富分化问题,与民进党针锋相对。

吊诡的是,同出一门的亲民党,在2016年选战中,最近也突然在贫富差距问题上猛攻国民党。7月1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立法院”公布首波5名区域“立委”提名名单,重炮猛轰国民党无能,“你是蓝还是烂?”他高调提出“台湾特色的三民主义”,即:提倡分配正义、缩短贫富差距、健全政府财政。攻击力量毫不亚于民进党。

7月19日,国民党全代会通过洪秀柱为国民党“总统”提名人,洪秀柱随后发表5分多钟的演说,以“团结、承担”为主轴,呼吁全党团结,继续领航台湾。在演讲中,洪秀柱承认台湾“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包括了:全球化的竞争、经济停滞的威胁、贫富差距的扩大、分配正义的不足、生活品质的恶化等。”这等于是从马英九政府坚持认为自己经济政绩不错的立场上后退,间接接受了民进党的指责——当然也可能化解了这种指责的杀伤力度。但是,洪秀柱话锋一转,指出:“但更危险的是,政治恶斗、民粹横行,让国家发展陷入泥淖,让社会陷入脱序混乱,让民众陷入彷徨迷惘,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国民的幸福、国家的前途和下一代的未来!现在、眼看着更残酷的全球产业大洗牌的浪潮就要迎面扑来,台湾还能再继续这样内斗内耗、沉沦衰退下去吗?”这是不点名地批判民进党动员民粹。

毫无疑问,无论民进党是否故意撩拨,也无论国民党是否真诚应对,对于分配正义的追求,已经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尽管这种民意的沸点似乎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详见本文上篇的各种数据对比)。还是《中国时报》近期的一篇社论说的好:“两岸道路问题确实是选战的重要议题,但不是唯一的议题。因为老百姓最后看的是,谁能让我日子过得更好。‘笨蛋,问题在经济!’屡屡成为最后选战分胜负的关键。”

对于政党之间围绕经济问题的缠斗,社论持平而论:“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后,15年来台湾经济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性的进展,反而因为政党轮替,朝野立场不同,不问是非只问立场,一切为反对而反对,让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放开立场追根究柢,台湾的问题出在‘四低’:低薪、低物价、低税收及低费率。”这是对两党各打五十大板。

社论指出:“更重要的是,‘四低’大环境下,让富人有许多套利的空间。这几年在金融海啸过后的量化宽松环境下,资产价格高涨,拥有资本的人就能赚大钱。……在缺乏公义的经济环境里,需要符合小老百姓‘公平正义’的经济政策,才能扭转现状,改变闷经济结构。首先,要勇于开征能源税,提高公用费率,提高房地产持有成本,增加空地、空屋税改,藉增加富人缴税及使用者缴税、用愈多缴愈多两手段让通膨适度提高,物价温和上涨,将可以活化经济,经济循环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后,民众的薪水就能够提升,才能找回经济活力。”

作者雪珥为本报专栏作家、改革史学者、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因报纸篇幅所限,原文注释见报时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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