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和中部地区应适当增加国家级新区数量

近年来，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在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战略）大力推进“三个支撑带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同时，批复设立了一系列承担特殊功能、具有部分先行先试权限的开发开放区域，我们将其统称为特殊开发区域，具体包括国家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特殊开发开放试验区、临空经济区等。在上述各类特殊开发区域中，国家级新区的地域范围最大、经济实力最强、承担责任最重。

截至目前，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合计13个，按照批复设立的顺序分别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群岛、甘肃兰州、广州南沙、陕西西咸、贵州贵安、青岛西海岸、大连金普、四川天府、湖南湘江、南京江北。

总体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级新区区位条件优越、开放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体制机制灵活，也基本是所在省市综合条件最好、发展潜力最佳的区域。

2014年底，上述13个国家级新区（当时湖南湘江新区和南京江北新区尚未获批，为形成整体概念，亦将其纳入统计范围）陆域面积合计17657平方公里，人口合计2061万人，国内生产总值合计29722亿元，分别占全国相应总量的0.18%、1.51%和4.67%，新区对人口、产业的集聚效应明显，发展实力和总体水平不容小觑。

如上所述，国家级新区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国家级新区建设发展缺乏统筹，从国土综合开发的大局来看，全国到底应该设立多少个新区、到底在哪些地区设立新区等重大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意见。二、是不同新区间实力差距明显，在已设立的国家级新区中，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实力最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80亿元，占天津市经济总量的55.8%，是支撑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与之相比，兰州新区的经济实力最弱，2014年甘肃兰州新区经济增速虽高达33%，但地区生产总值仅为96亿元，占兰州市经济总量的4.8%，新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还仍待加强。三、是改革创新的特色体现得不充分。国家级新区除了承担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职能外，还担负着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区域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职责，但个别新区在探索积累区域治理现代化经验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大，个别新区甚至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还未完全理顺。

为促进新区规范有序发展，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辐射带动区域发展、高效节约利用资源、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组织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天津滨海新区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新区工作推动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何立峰副主任围绕建立健全新区发展建设机制、统筹新区设立布局、落实新区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协作配合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推动国家级新区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通知》，会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通过上述举措，涉及国家级新区设立发展建设的管理体制和改革方向不断明确，新区发展进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轨道。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引擎，国家级新区对适应引领新常态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

针对解决国家级新区建设发展当前仍存在的部分问题，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一、是在统筹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土综合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研究制定国家级新区建设发展总体规划或方案，明确拟增设新区的数量和空间布局。为保持国家级新区的综合影响力和政策的集聚性，建议新区的总体数量不宜太多；从区域板块发展的战略需求看，建议适当增加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新区数量；考虑到新区能够快速起步的客观需要，建议国家级新区原则上设立在发展条件较好的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二、是在强化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的基础上，按照精准施策的原则制定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新区发展政策。考虑到不同新区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建议从国家层面对当前产业基础弱、经济增速慢、总体水平低的新区给予必要的指导支持，配套实施一些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以促使其能够尽快发展壮大，真正承担起国家赋予的职责。三、是进一步强化国家级新区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的责任，鼓励其在扩大开放、创新驱动、产城融合、体制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不仅要确定每个国家级新区的改革重点和方向，更要强调地方的主体责任，督促地方细化完善重点领域的改革方案，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书，确保既定的改革任务能够如期完成并达到预期效果，使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真正形成一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为各类特殊开发区域的创新发展提供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