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试点城市“缓批”或因待遇“升级”
本报实习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上报已逾半年,相应政策也已开始尝试,但“批复”却迟迟未到。去年确定的7个内贸流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有望迎来更高规格“待遇”——由中央深改组审批。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此次“审批”因高层关注而延时。此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初稿已经形成,有望在年底前出台,且部分内容显示,试点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
知情人透露,初稿“尺度”较大,这源于相关部门、人士对内贸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啃”拥有普遍共识。据悉,初稿再提“大市场”理念,且着重强调法治建设、简化审批、信息技术,部分措辞颇为罕见。
去年年底,内贸流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上报国务院,确定上海、厦门、南京、青岛、广州、成都、湖北黄石七个城市为试点城市。
多头管理仍是改革大难题
责权划分不够清晰,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工作开展不到位,成为流通行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记者获悉,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目前正在等待审批中,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初稿已形成,将会进一步加快推进内贸体制改革,不排除试点城市将要扩大的可能性。改革将从政府管理体制、流通企业体制改革、立法体制、竞争体制等方面进行。
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工作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总体部署,商务部牵头,会同发改、工商、交通运输、质检等有关部门共同推进。
“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问题日益突出。”谈及我国内贸流通产业现存问题时,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博士王水平总结。
他表示,我国内贸流通领域长期处于多部门交叉管理的状态,中央与地方责权划分不够清晰,缺乏权力清单,各部门间协调配合工作开展不到位,成为流通行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重要原因。
专家称,内贸流通改革三十年来,易改的基本都改了,剩下的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近年流通领域下了很多文件,但效果并非十分理想,正是因为相互分割、重复交叉的管理体制,利益格局的改变始终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难点所在。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丽芬表示,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政府应急保障能力,建立责权统一、协调高效的管理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责权,完善部门分工协作模式。商务部作为流通体制改革的牵头单位,将进一步加强与发改、财政、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间的沟通合作。
与此同时,内贸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有待健全。记者获悉,《商品流通法》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商品流通法》是流通领域的基本法,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业准入等方面的立法。
王水平认为,综合执法是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提升监管能力的一个方向。目前,地方商务执法力量较弱,手段较少,与工商、质检、交通等执法系统缺乏合作,导致商务执法效果不佳。他建议,要推进商务、工商、质检、交通运输四位一体的综合执法,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信息平台,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执法体系,并加强执法和司法的有效衔接。
推动协会“掌舵”市场?
部分行业服务和管理职能交由行业组织承担,例如行业调查研究、行业统计、标准制定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建立与行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也是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流通行业组织管理模式正在积极推进,陈丽芬告诉记者,“在行业组织和行政部门脱钩的大背景下,他们调研了北京和天津的流通行业组织。目前,北京和天津的流通行业组织正在积极落实行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主要包括行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清退在商协会兼职的行政和国企领导干部、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建设综合监管体系等。”
行业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其基本功能主要围绕“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准则进行,主要包括代表功能、协调功能、服务功能、监管功能等。
王水平表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推进行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将部分行业服务和管理职能交由行业组织承担,例如行业调查研究、行业统计、标准制定等,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建立与行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随着流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行业组织发展在人才、资金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问题。”王水平在针对流通行业组织调研后告诉记者,在北京40家内贸行业协会中,大多数协会工作人员少于10人,天津38家内贸行业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共有300人,平均每个协会仅7~8人。北京和天津行业协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且没有编制、职称,人才匮乏、后劲不足大大制约了行业组织的发展。
资金来源上,行业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会费,约占总收入的50%,而由于行业协会规模较小导致会费收入有限,天津30%的行业协会收入在10万元以下,很难维持协会健康高效运转。北京也有个别协会因资金短缺而连续几年不组织活动、不进行年检,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王水平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行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对发展较好的行业组织,提供人才、资金等政策支持。此外,为了改善之前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不公开、经费较少,导致行业协会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尽快明确政府与行业组织的职能划分,加快政府简政放权步伐,制定政府管理范围和购买服务清单,实施程序公开,将部分统计、标准、科研、认证、评估等项目交给行业组织,建立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
强调技术 试点
在投融资方面,积极探索PPP合作模式,成立行业发展基金,改善投融资环境。
“流通领域完全市场化也是行不通的。”王水平认为,在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商品价格波动、应急保障能力和政府调控能力显得至关重要。
他建议,增加公益性流通设施建设,用政策手段发挥现有流通设施的公益性功能。建立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相结合的商品储备体系,增强政府应急保障能力。在投融资方面,积极探索PPP合作模式,成立行业发展基金,改善投融资环境。
“针对食品、药品、农产品等特殊物品,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商品追溯体系建设。建立来源可追、去处可查的信息系统,实现商品的全程追溯。”陈丽芬补充道。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博士王水平告诉记者,试点城市的选取上是经过多方调研和讨论最终决定的。七个城市中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位置上涉及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各城市经济体量和流通发展基础不同,有利于试点有区别有代表性的开展工作。
据透露,七个试点城市各有侧重,上海将以自贸区为依托推动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青岛重在加强流通领域立法;成都侧重城乡统筹发展;而广州以行业组织创新和发展为突破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获悉,去年年底上报试点方案后,仍在等待中央深改组的审批。但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并未就此搁置,近日,商务部关于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方案的初稿已完成,期间会同发改、财政、工商、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进行讨论,有望在年内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