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功利化与道德化

老家有一奇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称之为张三。我记事的时候，他已年近四十，刚从监狱释放。街坊说，张三自幼习武，好勇斗狠，与人群殴，以一敌三，大获全胜，重伤一人，轻伤二人，胜利的代价，则是十五年牢狱生涯。待他出狱，世间沧海桑田，昔日快意的江湖早已沉沦，他不事稼穑，无以营生，只好四处打秋风。好汉打秋风，往往都有一套响亮的说辞，譬如他到我家蹭饭，常向我们展示遍身伤痕，手臂这一块，是某某所留，后背这一块，系某某所赐，我们尚在赞叹，他已经吞下了一只卤猪耳朵。倘有人说三道四，劝他自立，他眼睛一瞪，振振有词：老子这些年来吃了这么多苦，吃你一顿便饭，还不应该吗？人家赶忙赔笑：应该应该！

这是我亲历的第一堂苦难教育，可视为学前班。张三向我灌输了一种生存逻辑：一个人吃过的苦头，可以换来饭菜。那时我的心智，还不足以辨识：街坊给张三饭吃，到底是抚慰他的苦难，还是恐惧他的拳脚？更无力追问：张三所承受的苦难，为什么要由街坊来补偿，他并非为街坊而受难，街坊亦非苦难的制造者或帮凶？

与此类似的教育模式，并非始自今世，而有其悠长传统。我们的苦难教育课，往往从古人学起：最早出现的是三千年前的周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接踵而至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仲尼厄而作《春秋》……我们被教导：不吃苦，难成器，能吃多少苦，决定了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欲担当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堂课，我称之为“苦难的功利化”。苦难被纳入功利主义的范畴，付出才有回报，吃苦则在收获。

那时我的心智，只可能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般沉郁顿挫的汉语而感动不已，而不会反问：如果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岂非更好？拘、厄的苦难与《周易》《春秋》的成就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吗？

苦难的功利化之后，是苦难的道德化。这二者，其实不分先后，几乎同时发生。以道德包装功利，一向是吾国的传统。相比功利，道德毋宁更具蛊惑力。用功利教人吃苦，对方可以讨价还价。譬如老子教训儿子：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儿子则可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人上人呢，作为中人或下人，不也一样过活？用道德教人吃苦，对方纵然反击，却不是那般理直气壮。譬如老子继续教训儿子：吃苦是一种美德。儿子怎么反驳呢，难道要说：我为什么要美德？话在口中，便觉心虚。

从苦难的功利化到苦难的道德化，仅仅一步之遥；然而苦难的道德化本身，却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它的对手是人性。人之本性，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教人吃苦，不啻对人性的反动；要让人相信吃苦是一种美德，则须把人性颠倒过来。

颠倒人性，何其困难。从对人性的态度，可分两种政治学，一种以预防为主，一种以改造为主。教人吃苦，无疑属于后者。为了使人相信，吃苦不仅有用，而且有理，不仅是一种投资，还是一种道德，教育者使出了种种解数，包括欺骗，甚至强迫，对人性偷梁换柱，刀劈斧凿。

记得一堂课。老师在台上问道：一个人甘愿吃苦，一个人不愿吃苦，哪个应该表扬？众生答：前一个！问：你们要做哪一个？答：前一个！这样的对比，每多一次，苦难的道德色彩便加重一层。加重到一定地步，则成常理与规则，举世通行。

当苦难教育上到这堂课的时候，我已经有些觉悟。对教育者的灌输，不再不假思量，全盘接受。我隐隐觉得：甘愿吃苦，固然崇高，不肯吃苦，未必可鄙，拿前者批判后者，似乎有点不妥。

现在来看，这何止是不妥呢，压根就不能成立。“吃苦是一种美德”这个说法，需要细究。道德的前提是自由选择，换言之，第一我们要有选择权，第二我们要有选项，满足了这两点，才能谈道德。当我们在压力之下，被迫吃苦，吃苦则不是美德；当我们眼前，只有吃苦一个选项，或者有两个或更多的选项，然而选项的本质，都是吃苦，只是苦难轻重有别，那么我们的选择并无意义，吃苦更与美德无关。反过来讲，制造唯一选项，强迫他人吃苦，还伴以道德的蜜糖，企图使人甘之若饴，正是一种天大的恶行。

苦难的道德化之后，是苦难的正义化。说起来，苦难与道德发生关系，已经勉为其难；与正义，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二者能联系起来，必须以政治为媒介。

这个政治，莫过于“文革”时期的“出身论”，在出身论的主宰之下，贫苦之人俨然正义化身。苦难与吃苦纷纷被赋予鲜明的正义属性。一个人能不能吃苦，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与此相应的“忆苦思甜”，更是将苦难政治化，同时使国人沉湎于对苦难的政治追忆与歌颂中。于是，“受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转换为正义，受苦者在面对未曾受苦者时拥有天然的正义”（张定浩语）。

如今，出身论已经土崩瓦解，苦难的正义化却未完全消弭。现在不是流行一种思维吗，叫“我弱我有理”“我苦我正义”，大抵便是历史的残影与回声。当然这里的正义，近乎是一种道德抒情，以此抢占话语高地。就此而言，苦难的道德化与苦难的正义化，同样是一步之遥。

抛开张三所展示的丛林时代的苦难教育，单说后面这三种。苦难的功利化尚且可取，苦难的道德化有待辨析，苦难的正义化则亟须批判。如果苦难等同于道德，除了造就苦难癖，导致受难欲望如瘟疫一般风行一时，还可能使苦难沦为批判的武器；如果苦难等同于正义，那么苦难不仅可以用来批判，还可以用来杀人。苦难教育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它不仅败坏了人性，还败坏了苦难。

当一种苦难教育，其方法不是教人反抗苦难，而是教人沉迷苦难，其目的不是教人享乐，而是教人吃苦，这样的教育本身，也许便是苦难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