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亚洲主义”

军国歧途

文 / 萧西之水

石原莞尔外号叫“陆军异端儿”，因为他身上总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奇思妙想。

1911年，石原莞尔22岁。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身为见习教官的他不顾国家有别，与部下一起额手相庆，甚至喊出了“ 支那 革命万岁”的口号。身为一个日本人，还是个“帝国军人”，石原莞尔为什么会兴奋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上司叫做南次郎（1874~1955年），信奉亚洲主义。

谁信“亚洲主义”？

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

所谓亚洲主义，也叫“亚细亚主义”，初衷是团结东亚的中、日、朝三国，共同抵御西方白人强权的入侵。这种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还备受“洋人”欺压，一些活跃的思想家和政界人士，便希望相邻的几个同样水深火热的兄弟国家加以联合。

正是这段时间里，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大力支持中国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被迫逃亡的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得到了日方友人的及时相助。信奉“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民间团体，也对中国革命运动倍加同情。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有大约十年（1897~1907年）主要是在日本度过的，“中山”一名据说就是日本朋友起的，而在此期间，他也从一个排满主义者变成了共和主义者。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整合为同盟会，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不少日本民间志士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最出名的就是孙中山的铁哥们——宫崎滔天。

石原莞尔虽是日本军人，却也是亚洲主义的信奉者。

可是不对啊，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呢？

因为他不仅信亚洲主义，还信佛教。

谁打“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声称,“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 王道 与西洋 霸道 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1920年，石原莞尔加入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国柱会。这是日本佛教日莲宗的一个派系，该派系最重要的“贡献”，是抛出了日后臭名昭著的一个词：八    一宇。

日文所谓“八    一宇”，字面意思就是“八方一统”。国柱会从教义角度对此的解释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人种如何、风俗如何，最终都会接受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修养内心；“八    ”的思想，最终都会统一到“一宇”之中。换句话说，“八    一宇”，本意接近于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并没有推行军国主义的含义。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为何最终会遭到世人唾骂呢？必须强调，军人石原莞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原莞尔声称，“八    一宇”不仅意味着思想一统，在佛教预言中，政治也会通过最考验人类合力的形式——战争，达成统一体。他继续推演说，随着战斗队形发展与战争形式进步，飞机与核子武器将会越来越重要，一场涉及人类命运的“最终战争”一定会在很短时间爆发和终结，从而决定世界大权的归属。

谁来打这场“最终战争”呢？石原莞尔认为有四个可能：欧洲联盟、苏联、南北美联盟与东亚联盟。但欧洲大国太多，很难统合到一起；苏联是强人政治，一旦斯大林死后就会崩溃。因此，能够打最终战争的，只有美国，还有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东亚同盟。

“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 王道 与西洋 霸道 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这句话来自石原莞尔1940年出版的《世界最终战论》一书，但其思想端倪，早在1929年石原莞尔刚刚出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时便已显露。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曾发表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称：“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石原莞尔的主张，表面上借用了这一话语体系，但夹带了以一场“最终战争”定高下的私货，“亚细亚主义”焉能不变味？

谁的“王道乐土”？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但他也以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石原莞尔公开叫嚷：“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

他设想，3倍于日本国土的“满洲”（即中国东北）是一块难得的沃土，也是最终战争爆发前的重要准备。为了获得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也为了提高日本的生产力，必须要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

石原主张，新建的“满洲国”，形式上不必完全由日本控制，反而可以打起“五族共和”的旗号，吸引汉、满、蒙、朝、日五个不同族群的人民移居，以便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明与日本近现代文明全部融汇于此地，让“满洲国”成为“东亚联盟”的肇始国，并且在未来的“最终战争”中担当与美国决战之重要“国家”的角色。

身为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构想中的“王道乐土”，其源头是亚洲主义。然而不难发现，这里的亚洲主义，已经带有强迫意味：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合作，我就用刀枪划开你的一块肉，逼着你合作。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但他也以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讽刺的是，尽管石原莞尔谋划的“战略”一一实施，他本人却没有随之飞黄腾达，反而因与执掌日本陆军中枢的东条英机意见不合，逐步遭到疏远和冷落。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甚至被降入陆军预备役，等于彻底结束了政治和军事生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当年与石原莞尔“并肩作战”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都作为罪大恶极的战犯上了盟国的绞刑架，而最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战略家”石原，却未被起诉。后来，他居然有机会修改当初“最终战争”狂妄论调，实现“在美国统治下达成和平共处”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为新锐日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