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亲怨? 因盐设市大后方

1937年7月25日，四川省政府发下一纸公文，批准成立自贡特种警察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以“自贡”为名正式设置地方行政机构，也意味着当地民间涌动多时的设市热潮，终于获得了积极回应。

此时，北方数千里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还不到20天，中日全面战争的烽火刚刚燃起。随着日寇步步紧逼，首都南京及华中重镇武汉相继陷于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辗转西迁，四川成为支撑持久抗战大后方。“川盐济楚”的战时经济格局一旦重现，自贡“因盐设市”变得顺理成章，甚至迫在眉睫。

“地方称自贡，厂盐称富荣”

明清以来，隔盐井河（今釜溪河）相望，相距仅10里的自流井与贡井，盐业生产经营日益融汇交流，统归一个盐场，建制上却分属富顺、荣县。清雍正七年（1729年），自流井县丞署、贡井县丞署同时成立，仍各归富、荣两县管辖。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第一次“川盐济楚”的特殊机遇，使富荣盐场从四川三大盐业中心之一，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清末民初，因经济持续繁荣、财力日益雄厚，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官绅和盐商，多次提出单独设县、设市的动议。

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产生，首次将“自贡”联称；1912年，一位地方绅士获推选为代表“自贡市”的四川省临时议会议员，首次出现“自贡市”的完整称谓。当地俗语有云“地方称自贡，厂盐称富荣”。

到了1928年，北伐成功的国民党定鼎南京，自流井、贡井两地士绅设市呼声再起。尽管“自贡市”本身还没影儿，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自贡市商会却相继成立，各种以此冠名的同业公会也随之应运而生。到了1932年8月，自贡市商会等社会团体又联名向控制地方军政的驻军首脑请求，自流井市政公所应更名为“自贡市政公所”，将贡井地区纳入管理范围。

自流井、贡井所在的富荣盐场，地处富顺、荣县、威远三县交界，距各自县治所在地均远达百里以上，在当时较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行政管理鞭长莫及。据档案记载，当年自贡地区：

“社会情形异常复杂，人情刁狡，豪商大贾每凭其社会地位规避政令；盐业工人太多，且组织严密，因管理权限关系，不遵政令，且借故滋生事端时有发生；地面散漫，不易监督；各联保推行政令，仅限于普通平民，对稍有权势之人不敢过问。”

因此，四川地方大员也意识到，自贡单独设市实为“兴盐利、除积弊”之善政，而大力整治混乱的社会治安，又是设市之必要准备——这就是自贡特种警察局成立之由来。

“自立”之路 终成正果

民国时期的《市组织法》规定：人口在20万以上，其所收营业税、牌照税、土地税每年合计占该地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者，即设市隶属于省政府。换言之，人口是否密集及工商业发达程度，是衡量设市资格的核心指标。

自贡地区盐场方圆不过数十里，但盐业产运销网络自成规模庞大的体系，大量盐商、盐工及配套服务业人员聚集，抗战初期常住人口早已超过20万，年纳税在3000万元以上，后来更增至5000万元。论经济上的实力和贡献，国内许多有名的城市都不能与之相比。据盐务机关精确计算，抗战爆发前后连续三年，自贡地区盐业正副项收入年平均达1800万元，已占本地年度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

由此观之，自贡设市，合理而且合法。更兼抗战军兴，食盐既是奋力抵御外来侵略的中国兵民生存必需品，巨额盐税收入又足以补充激增的战费开支，加上沿海工业大举内迁，自贡也有充当抗战后方盐业与化学工业中心的责任与机遇。此时若无事权统一、令出必行的强有力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关，又将如何鼓舞人心，推动建设呢？

1938年6月16日，即惨烈的武汉会战打响之际，经四川省政府同意，自贡市市政筹备处在自贡特种警察局（当时的自流井兴隆街陕西庙，今盐业历史博物馆所在地）成立并开始办公，警察局长余冠琼出任处长。该处计划于六个月的筹备期内，完成定名、划界、设置机构、筹措行政经费、清查户籍人口、整治市政建设等诸项事宜。

筹备工作比预想中要复杂繁难得多，整整一年零三个月后，即1939年9月1日，自贡市政府才告正式成立，自流井籍的海归化学博士曹任远，获委派为首任自贡市市长。这座蜚声海内外的盐都长达三四十年的“自立”之路，总算修成正果。

据当时留下来的图片，自贡市政府成立之日，当地女青年白衣白裙，整齐列队，在市中心的釜溪公园集体跳起“广场舞”助兴，可谓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一抹难得的亮色。

历史往往会有某种巧合，就在同一天，在遥远的欧洲，德军以“闪电战”突袭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抗战建国 献金救国

1939年8月30日出版的《自贡民报》上，以“增强抗战建国动力”的大字标题，报道自贡市政府成立的新闻。当然，自贡人有十足的理由如此自豪，且看如下一组数据：

抗战前，自贡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不到8%；抗战爆发后，沿海产盐区大部沦陷，产盐量直线下降，1939年全国总产量约106万吨，自贡则超过25万吨，占比接近四分之一；1945年，全国盐产量萎缩至66万吨，自贡仍保持在23万吨左右，占总量三成半。自贡盐在川盐产量中的比重，也从抗战前的45%，上升到抗战胜利时的60%。

整个抗战期间，西南各省、西北部分地区等“大后方”以及两湖一带，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需求，大都由自贡盐业满足。

自贡盐业在抗战经济中的顶梁柱作用，同样值得大书一笔。

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先后沦陷，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宗的关税、盐税锐减，国民政府承受着军事失利和经济失控的双重压力，不得不紧急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强化盐税征收成了其中重要一环。除了提高正税税额外，自1939年9月起，相继开征多项附加盐税，1942年初又实施盐专卖制，“寓税于价”，每担盐起初征75元，后来逐年加码，随着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到1945年初激增至每担盐征税6000元。

抗战之初的1937年，自贡盐税收入为1545万元，占四川全省盐税收入的58%。整个抗战八年，自贡解征盐税总计近21亿元，以1944年为例，自贡盐场盐专卖收益多达4亿元，占同年全国盐专卖收益的四分之一。

上交盐税盐利之外，自贡市民也屡屡为国捐输，数额惊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两次亲临自贡盐场，倡导“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1944年“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的献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及普通百姓共献金高达一亿二千万元，以当年全市人口22.7万人计，人均500元，无论总量还是人均，皆为全国之冠。其中自贡盐商“老四大家”之一王三畏堂的掌门人王德谦，个人一次捐出现金及盐总值1500万元，另一大盐商余述怀则捐出现金和财物1200万元，也创造了全国纪录，一时传为美谈。

盐之都 遮不断

自贡作为战时中国盐都的特殊战略地位，从日军对自贡盐场的“另眼相看”中也可见一斑。

自贡设市不过40天后，即自1939年10月10日起，日陆军航空兵部队发动所谓“盐遮断”专门轰炸行动，先后七次出动11批飞机共483架次，投弹1500多枚，对自贡盐场狂轰滥炸，炸死522人，炸伤炸残1260人，损毁井、灶及房屋不计其数。直到1941年8月19日第七次轰炸之后，因日军秘密筹划太平洋战争需调集军力，“盐遮断”空袭才告一段落。

据说，事后日军战史中也承认，此次针对盐都自贡的“盐遮断”战略轰炸，“效果是不充分的”。它不仅没有引起自贡商民的“厌战气氛”，反而激发了他们的仇恨和斗志。正如当年《国民公报》上一篇平实而感人的新闻报道所言：

“这里空气很紧张，场面很宽阔，没有一个闲人，连懒的都少见，都直接间接从事盐的生产。”

本文部分内容曾参考政协自贡市委员会编《因盐设市纪录》及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宋良曦著《盐都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