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八百年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八百年前的1215年6月15日，也是星期一。这一天，在英格兰的斯泰因和温莎之间的泰晤士河畔一块被称为兰尼米德的草坪上，聚集了英格兰国王约翰和几十名贵族代表。当年的这一天，对于英格兰、对于国王约翰和这些贵族代表们很重要，而现在，这一天对于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都显得很重要——当时，没人知道这一点。

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

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是一个松散的军事民主制的封建王国，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则发展得较为成熟。

1066年9月28日，法国的诺曼大公威廉趁英格兰王国内乱和遭遇丹麦入侵之际，跨过英吉利海峡开始了诺曼征服，打败了英格兰各个贵族，于圣诞节被加冕为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后又经过几年征战，威廉在1070年全面完成军事征服。

为褒奖跟随作战的骑士们，威廉将抢来土地中的七分之一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其余都封赏给了诺曼底的骑士，并将他们封为男爵，所以，1215年的反叛又被称为“男爵叛乱”。威廉还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也搬到了英格兰——不过他进行了一点修改，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在欧洲大陆，封臣只效忠直接的封主：“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但威廉一世则强迫英格兰所有的贵族都直接臣服于自己，这样，附庸的附庸同样也是国王的附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在封主与封臣之间主要有三大权利与义务关系，一、服骑士兵役；二、缴纳献纳协助金；三、向封主提供法律和政务的协助。这三点对于封主而言是权利，对于封臣而言则是义务，同时，封臣也有自己的权利，如领地上的经济利益和司法裁判权等等。当封臣提供了义务之后，封主则要保护封臣的利益。封建时代，这些权利与义务都是具有人格化的人身依附，因而也是不平等的。1215年英格兰《大宪章》正是在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争夺中产生的，《大宪章》又成为普通法的开端。1215年《大宪章》制定之前，英格兰已经出现多种各式各样的宪章，以阐明和保护各自的权利范围。

1086年，征服者威廉对英格兰全境进行了一次土地赋役调查，调查结果为，英格兰总地租收入的一半归诺曼贵族，四分之一归威廉家族，余下的四分之一则属于50名高级教士。这样，全英格兰的财富就被这大约两百名王公贵族所控制，再加上他们的附庸以及一般的教士，总人口也就一万人左右，控制了整个英格兰的经济命脉。一旦这些贵族进行反叛，威力巨大。

由于此次调查极为细致，“连一头猪一头牛也逃不过调查者的眼睛”，调查清册被人称为“末日审判书”，可见其严苛。

本来，英格兰与诺曼是隔海相望的两个政治实体，征服之后变成了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各种争端，尤其是土地争端。英格兰王在经历了威廉一世、威廉二世、亨利一世斯蒂芬、亨利二世和狮心王理查德后，轮到了本文主角约翰王。

1199年4月6日，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德在一次战斗中被一枝飞箭射中而丧命。理查德没有子嗣，继位的是他的弟弟约翰，史称“无地王约翰”，关于他绰号的来历有几个版本，一是说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小，只得到了诺曼保留地中的一小块领地，因此被叫做“无地王”。另一说法是由于他在战争中几乎丢光了英格兰以外的所有领地，所以又叫“失地王”。

不论他绰号的来历如何，约翰王是英国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国王之一，他好勇斗狠、出尔反尔、野心勃勃，却又屡战屡败，登基没几年就丢失了大片土地。

胡作非为的无地王约翰

约翰王的父亲亨利二世建立金雀花王朝，后来由狮心王理查德继承，理查德死后又被这个弟弟继承。但约翰并不是唯一的继承人，他还有个叫亚瑟的侄子，是布列塔尼公爵，安茹、缅因、都兰等处的领地都向亚瑟效忠，亚瑟本人又娶了法国国王的女儿，成为法王的女婿，这位法王正是诡计多端的菲利普二世，于是法王向约翰王提出了继承人问题：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应该是亚瑟——也就是自己的女婿。

菲利普二世提出如此要求，其利益关系一目了然：整个诺曼领地占法国领土接近一半，一旦亚瑟成为国王，这一大片领地乃至英格兰在将来都可能变成法国领土。约翰王当然不会答应，一口回绝了法国国王的要求。于是战争爆发了。

结果，法王战败。约翰王不仅拥有了英格兰，还拥有大陆的诺曼、阿基坦、布列塔尼、安茹、缅因和都兰，达到了自己事业的最高点。从此以后，约翰王开始折腾了。

约翰王的妻子叫伊莎贝拉，是他的表妹，两人婚后多年却无子嗣，于是他和表妹离了婚，娶了安古莱姆伯爵艾玛尔的女儿，一个也叫伊莎贝拉的12岁小姑娘，这时约翰王33岁，年长小伊莎贝拉21岁。但小伊莎贝拉早已许配给了普瓦图世家、拉马歇伯爵吕西南的休。封主抢了封臣的未婚妻，是严重破坏封建契约的行为，于是吕西南家族在菲利普二世的怂恿下与约翰王开战，并夺取了他的几座城堡。

面对挑战，约翰王自然不愿甘拜下风，于是他披挂上阵准备跨海作战。这时，意外发生了，有部分贵族不愿意跟随他到大陆打仗，约翰王对此十分愤怒，对闹事的贵族进行了处罚。到了朴茨茅次即将过海的时候，约翰王突然决定：凡不愿意跟从自己打仗的贵族交一笔罚款留下。便带领其他贵族出征了。

战斗原本对约翰王是颇为顺利的，他一举抓获前来助阵的侄子亚瑟——他可以借亚瑟这位法国的女婿要挟法王，逐步蚕食亚瑟的领地。亚瑟虽然在战场上战败，却显得很有骨气，他不仅不向约翰王称臣，反而要约翰王效忠自己。无奈之下，约翰王只好把亚瑟囚禁起来。结果，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亚瑟不明不白地死了。

亚瑟的死，使菲利普二世拥有诺曼领地的合法性陡然上升，那毕竟是自己的女婿。于是，法王整顿军队杀向约翰。

约翰王一贯任性，随心所欲，且胡作非为，他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可以随时收复失地，对战场上的失利漠不关心。一些忠诚的贵族受到法王围攻后向他求救，他竟然要求这些贵族在效忠自己前提下见机行事。

正是这一场战争，使得他在大陆的领地几乎丢光——不论他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反正在欧洲大陆的领地都失去了。到1205年的6月23日，当他丢掉在大陆的最后的夏农城堡，约翰王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英格兰王”。

与教会反目成仇

丢失大片领地的约翰王并不愿意丢失权力，刚好，长期为他管理英格兰政务的坎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去世，需要重新选择新的大主教。

此时正是中世纪教会权力达到鼎盛阶段，教皇正是赫赫有名的英诺森三世，他否决了约翰提名的人选，任命斯蒂芬·朗顿为坎伯雷新任大主教。此人是神学博士，在宗教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圣经划分章节，学识渊博。朗顿虽然是英格兰人，但他长期在法国，约翰将他视为法国人的密友，是教皇派来和自己捣蛋的。一怒之下，约翰王将坎伯雷的教士全部赶出了英格兰，并给英诺森三世写信，回绝了他对朗顿的任命。

谁知英诺森三世根本不吃这一套，命令其他主教与约翰王交涉，如果约翰王不服从任命，就对全英格兰处以禁教令。约翰王哪里是省油的灯，他对前来做说客的主教说，要把全英格兰的教士全部驱逐，如果发现一个，就要把他剜眼割鼻，打包送到罗马教会。

面对赤裸裸的挑衅，英诺森三世下令在全英格兰实行禁教。约翰王立刻针锋相对，驱赶了在英格兰的所有教士，并没收全部教会财产。

为了实现对英格兰以及英格兰贵族的全面控制，他要求贵族们把子女、亲属送到宫廷做人质，利用没收来的教会财产侵略苏格兰，迫使苏格兰称臣，进贡大量岁贡。此外，他还支持自己的外甥奥托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抗衡法国。

无奈之下，1209年秋，教皇决定对约翰王处以“绝罚”惩罚，将约翰革出教会，解除所有封臣的效忠义务。

受到惩罚的约翰王失去了教会的约束，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疯狂敛财。他以讨伐威尔士之名向全国骑士征收替代军役的盾牌钱，把28名贵族人质吊死等等。这些所作所为导致1212年的英格兰贵族叛乱。平息叛乱后，约翰又将这些反叛贵族的财产据为己有。

约翰王的胡作非为引起了英国贵族的愤怒，有27名贵联名请求法王菲利普二世入侵英格兰。约翰王对此的反应是更加疯狂，他以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为条件，联合摩洛哥苏丹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进攻法国。

极为愤怒的英诺森三世决定动用最后一招彻底消灭约翰王，于是他召集了一次针对英格兰的十字军圣战，由法王菲利普二世领头，并承诺将英格兰王位给他。与此同时，英诺森三世还派出了特使潘杜夫进行斡旋。

善于见风使舵的约翰王见势不对，立刻宣布投降，接受教皇的全部条件，承认斯蒂芬·朗顿为坎伯雷大主教，同意逃亡的主教和教士返回英格兰，返还教会财产，赔偿教会损失。同时，约翰还宣布效忠教皇，把自己变成教皇的封臣，英格兰成为教皇的封地，接受教皇的保护。他还收买了教皇的特使在教皇面前为他开脱。一瞬间，他又成为教皇的红人。

已经起兵准备战争的菲利普二世突然失去了战争的理由，反过头，约翰王自己找到一个进攻法国的借口，他再度向英格兰贵族发出战争的命令。

这次，英格兰贵族以教皇没有取消禁绝令为由，不承认自己对约翰有效忠义务，如果要跟随约翰打仗，约翰必须要向贵族支付战争费用。约翰只得先设法让教皇取消了禁绝令，再惩罚这些不听话的贵族。

如此困境之下，约翰王还是纠集了自己的亲戚们于1214年夏季再度进攻法国，其中以7月27日的布汶战役最为著名。结果，约翰王再次一败涂地。他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

男爵反叛与《大宪章》签署

1215年1月，英格兰的男爵们开始叛乱，要求“恢复爱德华国王的良好法律和亨利一世的特许状条款”，这个特许状是在外流浪许久的朗顿找出来的，现在成了贵族反叛约翰王的一件利器。已耗尽财产的约翰王只好玩起缓兵之计，一面说要与大臣们商量，一面请朗顿做中间人，声明将在指定日期同意贵族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经过数月不见动静，男爵们在罗伯特·费茨·沃尔特的带领下，领兵前来讨说法。约翰王果然食言，拒绝了男爵们提出的要求。英格兰的男爵们寸步不让，宣布解除对约翰王的效忠义务，这意味着反叛战争就要开始了。

此时的约翰王已经无法招架住男爵们的攻势，只好妥协，宣布接受全部要求，并定于6月15日，星期一，在英格兰的斯泰因和温莎之间的泰晤士河畔一块被称为兰尼米德的草坪上举行会晤——八百年后的6月15日，同样也是星期一。

严格地讲，1215年6月15日是讨论《大宪章》的聚会日期，正式发布的时间是6月19日，但在《大宪章》文本上签署的时间是6月15日，共25名贵族在《大宪章》上签字。此后，人们将这一天定为《大宪章》的诞生日。

从《大宪章》条款上看，很显然，贵族们取得了全面胜利，约翰王根据宪章内容遣散了雇佣军，释放了在押人质。但获得胜利的贵族们却待在被占领的伦敦城不肯退兵。他们对经常毁约的约翰王很不信任。约翰王见此情形，在教皇支持下，开始重整军备，重新招募雇佣兵。于是，在《大宪章》签订三个月后即被撕毁。

战事再起，这些男爵们又将约翰王的死敌菲利普二世请来对付约翰王。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经过一年的拉锯战，形势发生骤然变化：约翰王死了。

原来，因为战事不顺，约翰王略染小恙。但他脾气暴躁，性格反复无常，突然对桃子和新酿的苹果酒产生了兴趣，暴饮暴食，结果引发痢疾和高烧，于1216年10月19日不治而亡。临终前，他立九岁的长子亨利为储君，即是后来的亨利三世。

约翰王一死，男爵们也失去了进攻目标，于是各自散去。

成为新君的亨利三世，于1216年和1217年两次对《大宪章》进行了确认。1223年亨利三世亲政，1225年再次重新发布《大宪章》。这三次发布的《大宪章》与首次相比，内容上只有小的调整，没有什么重要变化，《大宪章》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巩固。但真正重要的是1225年重新发表的《大宪章》，因为它成为了法律。

虽然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在位期间三次签发《大宪章》，还于1237年发布了一次《小宪章》，但他也同样没有认真遵守过，以致1264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男爵战争。直到亨利三世的继承人爱德华一世开始建立议会制度，并于1297年再次重签《大宪章》，《大宪章》所确立的权利才开始慢慢得到遵守，并逐步融入到英国的社会生活中。

《大宪章》的作用和性质

《大宪章》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内容？在当时的作用和历史中的价值又是怎样的？

《大宪章》的意义并不呈现于现实中而是呈现于历史中。客观地讲，《大宪章》在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和平即遭到撕毁，国王和贵族迅速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这使《大宪章》所表达的态度成了一纸空文。

《大宪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件呢？它首先不是一份法律文件——虽然中世纪国王颁布的敕令、诏书等，实际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大宪章》在相当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皇帝的罪己诏：我犯了如何如何的错误和罪过，将如何如何地改正。国王对《大宪章》的签署和反叛贵族对《大宪章》的执行都显得口是心非，似乎，他们签署这一文件就是为了撕毁它。可以说，这是在违反了国王意愿前提下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而，《大宪章》更多地倾向于“条约”“承诺书”性质而非法律性质，旨在于说明国王将遵守过去的法律，一旦条件起了变化，被迅速违反也就不奇怪了。

《大宪章》签订至今已经整整八百年，若非学术研究，对《大宪章》条文详究的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大宪章》所表达的原则和它在漫长岁月中展现出的历史地位。

《大宪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限制性的法律文件（按照已经被确认的法律理解），最突出亮点是限制权力和宣布自由。

《大宪章》共63款，开头的大意是：我英格兰王约翰在各位贵族的谏议下，特发此敕令，希望大家希望遵守敕令确保权利。

宪章最经典、也最为著名的就是第一条：“首先，我们及我们的后嗣永远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格兰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关于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须的自由选举，在我们贵族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地按照己意用特许状所颁赐者，同时经我等请得英诺森三世所同意者，我们及我们之世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授予我们王国内一切自由民，并严行遵守，永矢勿渝。”这是一条极具现代性的条款，将自由民的自由提高到与教会自由同等地位，并且不得受到干扰和侵犯。此条至今仍保留在英国现行成文法汇编中。

能够体现限制权力和宣布自由的另外几个重要条款是：第十三条，将自由市的权利扩大到全体自由市；第三十九条：“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的合法裁判，或未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六十条，将《大宪章》所列“一切习惯与自由”赋予全体自由民；第六十一条，对王权的实施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其余的条款与英格兰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如关税、拆除泰晤士河的所有鱼梁、统一度量衡、遗产税等问题。这些条款都对王权的行使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限制。在对自由民的权利予以肯定的同时，意味着对权力限制的开始。权力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大宪章》的产生不是和平条件下君主对王权的自我约束，而是在刀光剑影的闪烁中夺取来的自由和权利。《大宪章》时代的自由不是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自由”，它是被授予的、是国王的“恩惠”。它在许多方面只是确认了人们期望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作为王室恩惠所购买的东西。它不是在黑暗中突然闪现的自由的光亮，而是经历了英格兰王国历史的长途跋涉，由于寻求自由和授予自由的人们信心高涨，将自由的光芒拉进了英格兰的土地。所以，《大宪章》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1215年的《大宪章》为人类的自由和权利留下一笔宝贵财富，它是宪政治理的远方开端，尽管它当时的实际作用不大，但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的开始。

《大宪章》所表达的寓意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政治在方向上有着重大区别，希腊民主的主要性质就是“多数决定”，虽然赋予了全体希腊公民民主的权力，但它没有给权力的划定边界，这样，“多数人的暴政”成为政治理论家们长期诟病的政治阴影。

民主与宪政问题微探

不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落实到治理层面时，总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的。那么，谁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

封建社会，君主是当然的主权者，君主的权力得自神授，完成这一授权程序的是教会。在现时代，君主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制成为君主制的历史替代品。通过民主制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所赋予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古希腊时代民主制的主要内容就是“多数决定”，在封建时代末期和资本主义勃兴之初，又被理解为“人民主权”。这两种民主制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前者可以直接决定公共事务，如苏格拉底之死，不论苏格拉底为何而死，都可以视为多数决定的结果。而“人民主权”则是一种排他性的民主制度，封建时代的贵族、僧侣都不属于“人民”。这两种形态的民主制度都是不完全民主，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对抗性，如雅典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封建时代贵族、僧侣和人民的对抗性。随着等级制度的消失，这种对抗性的、排他性的民主也就失去了所依存的基础，所有人都被一个新的身份所取代：公民。现代民主制度更多地被理解为主权在民，也即，一个国家内的所有公民都是主权者，它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就是选举——授予被选举人治理国家的权力。

君主制的消亡是一个世界性的现实，因而，权力的授予问题反而比君主制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没有授权，谁将获得统治的权力？没有授权行为的存在，又如何进行限权呢？谁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天然统治者，并且可以世世代代地统治下去？不论权力来自神授还是民授，都必须有授权者的存在，这样的权力方为合法，任何未经授权的政权都是非法的——因为这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隐患：每个人都可以不经授权组织自己的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