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印度政坛的“阿尔法男”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实习生 梁梓彤

发自广州

在爱自拍和禁欲者的符号背后，莫迪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本《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试图给出答案。

作者金舒克﹒纳格（Kingshuk Nag），《印度时代周刊》记者，曾多次近距离接触莫迪。不动声色的观察，充满人情味的回忆，纳格说，他想要写一本既不“妖魔化”也不“神圣化”的莫迪传记。

《莫迪传》里装着很多故事，充满个人色彩。

中国人印象里的莫迪讲究穿着。来中国时，披浅橙色长衫，着白色“打底裤”，外加一条橘黄色披肩—一种介乎随意与刻意之间的微妙风格，印度味十足。爱自拍，善用新媒体，火速加入微博后大晒和李克强总理在天坛的自拍照，大呼“来自拍！谢谢李总理！”堪比世界政坛的萌哥与大白。

而在纳格看来，莫迪是这样一个人：自律性强，素食，禁欲，不沾烟酒，坚持做瑜伽—近半个世纪以来，顶着“逃婚者”的名头，从未见过名义上的妻子一面；资深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八岁开始接触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逐步成长为人民党骨干；经济能手，堪比庞大商业帝国的CEO，一手将古吉拉特邦变成了“印度的广东”。

复杂与真实常常背离，而纳格所作的努力，正是试图“真实”地叙述这位“复杂”的政治人物。一个印度下层种姓出身的卖茶小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来成为印度总理的？莫迪展示了人生维度的多种可能。

孤家寡人的反腐优势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莫迪是一位高度个人主义者，没有亲近的朋友和家人，这样的形象对莫迪的政治生涯是一种增光还是一种损害？

金舒克﹒纳格：莫迪先生确实是一位高度个人主义者，但是不要忘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家庭纽带在印度非常重要，但如果国家领导人背后有庞大的家族成员比如儿子、侄子、侄女，会更容易与贪腐扯上关系。他们没办法抗拒来自家庭的压力。

相比之下，像莫迪先生这样的高度个人主义者，就能够抵御这种压力了。实际上，这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对于莫迪来说，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他来说是积极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莫迪的大部分支持者在“个人层面”上都不是很了解他，那么个人层面上的莫迪是什么样子的？

金舒克﹒纳格：从我个人了解来说，莫迪先生是一位意志十分坚定的领袖，为达到预定目标坚持不懈。他工作起来非常努力，因为没有亲近的家人和朋友，所以能更加坚定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他总是能下定决心去取得成功，即便在逆境当中，也不畏困难。

从个人形象角度来说，莫迪酷爱他的阿尔法男性形象（人们把在群体中游刃有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老大型”男性，称为“阿尔法男”）。他梳洗整洁、穿着考究、戴着雷朋太阳镜，此外也很注意个人卫生，如经常修脚、修剪指甲、洗澡等。那些了解他的人说，他一直对精品服装情有独钟，而且也热衷个人装扮。

20世纪80年代早期，莫迪开始经常光顾一家在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总部附近的发廊，这里的理发师碰巧是一个穆斯林，他给莫迪理了一个拉杰什﹒卡纳风格的发型。几年后，莫迪开始追随潮流骑巴贾杰踏板型摩托车。莫迪成为首席部长后，对衣着更为讲究，他是艾哈迈达巴德市一家名为翡翠蓝（Jade Blue）服装公司的常客。现在该公司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名为“莫迪克塔衫”的品牌。

起步于“印度的广东”

时代周报：从2001年开始，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由于经济政绩突出，莫迪连任四届，古吉拉特邦也因此被称为“印度的广东”。古吉拉特邦和广东省的异同之处在哪里？莫迪在发展该地区经济的时候借鉴了广东的哪些经验？

金舒克﹒纳格：莫迪先生已经公布了“印度制造”的政策，旨在发展印度制造业。他之所以对广东省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这里拥有太多先进的制造工程与设备。他曾考虑让自己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与广东省密切合作，因为两个地区都拥有极高的经济增长率。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时，曾来到古吉拉特邦。在习主席的见证下，艾哈迈达巴德市（古吉拉特邦的主要城市）与广州市签署了协议，结成友好城市，此举也凸显了古吉拉特邦与广东省之间的密切联系。莫迪先生希望继续加深印度与中国，古吉拉特邦与广东之间的紧密合作，他觉得两地之间相辅相成。

时代周报：莫迪在担任总理前亦曾多次到访广东，他对广东省的印象如何？

金舒克﹒纳格：莫迪先生相信，现今是亚洲的世纪，印度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将有紧密联系，这其中包括中国。他认为共同的信念与目标将让两国之间的距离更加近。他也希望能借鉴广东省发展的优秀经验，看看能否将其在印度复制。

“自己当家作主”

时代周报：在印度历届政坛上，莫迪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你看来，当选总理后的莫迪和他的前任们有哪些不同？

金舒克﹒纳格：莫迪先生是一位全职总理，他和他的许多前任都不同。有的前任比较软弱，尽管当选了总理，实际权力却被其他人操纵着。在莫迪的诸多前任中，最适合拿出来比较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她曾在1966-1977年就任印度总理，之后又在1980-1984年期间再次担任印度总理。莫迪先生和英迪拉﹒甘地夫人都可以被形容为“自己当家做主”的人，他们自己作决定。

时代周报：最近的《彭博商业周刊》报道说，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重商主义者，莫迪对商界的投入比对农民的投入更大，因此引发了一些印度农民的不满。

金舒克﹒纳格：管理和治理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的确，即便在印度，莫迪也给人对商业重视大过农业的印象。最近的事件更是加剧了大家的这种印象—一项充满争议的土地修正案被提交至印度上议院，这份修正案将使工业项目更加容易征收农业土地。莫迪先生发现这项修正案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很难通过。但是别担心，莫迪本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清楚他能够对外施加多少压力。如今他已经宣布，这项修正案并不比农民的生活与生命更重要，这也意味着，他将重新审视法案的修正。

绝对的中立

时代周报：今年5月，莫迪总理在访华期间，加入了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之一—新浪微博，随即获得了成千上万的关注者和大量评论。莫迪热衷社交媒体的形象对他的政治生涯有什么影响？

金舒克·纳格：莫迪先生是第一位大张旗鼓地出现在社交网络上的印度总理。

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莫迪先生热爱使用新技术。我们经常看到莫迪先生通过推特与广大民众互动。不仅如此，莫迪本人的一些政策和重要理念也都会通过推特来传达给民众。这和过去非常不一样，那时的一些公告都是通过官方新闻发布会和通知发布的。

这些最新科技进一步塑造了莫迪的政治形象，因为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总是会对关注时下最新事务的领袖印象深刻。

时代周报：你说自己写作莫迪传记时，既不愿意将其妖魔化，也不愿意将其神圣化，对于一位政治人物而言，绝对的中立恐怕也不现实。

金舒克﹒纳格：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中立的传记。写作时，作者可以将自己从曾经接触的政治人物中分离出来。

这本书是我在2013年写作和发表的，那时莫迪先生还未当选总理，只是候选人之一。人们只听过他的名字，却对他本人知之甚少，既不了解他的背景，也不了解他为何有如此高的政治声望，更不了解他的早期生涯。这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位即将竞选印度总理的人物形象。

在这本书完成之前，很少人知道莫迪早年曾经是一位卖茶小贩。以前，除了在古吉拉特邦，他的昵称 “NaMo”也并不怎么为人所知，而如今大家都这么叫他了。

除了这些人物逸事，我还在书中追寻了莫迪先生的政治生涯，探究他是如何在政治人生中塑造自我的。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两个国家无论是单独还是联手，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让中国读者认识一下印度的总理。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专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但他们仍然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莫迪先生。

“厄运预言博士”的中国药方

马维

全球金融危机，这一令金融实务从业者和公众谈虎色变的名词，常常会成为金融行业研究人员预言的试金石。

远有成功预言了1929年大萧条的奥地利学派诸君，近则非拉古拉迈﹒拉詹莫属。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早在2006年，拉詹就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出了正式警告。可惜的是，警告导致的唯一结果是他被命名为“厄运预言博士”，仿佛是金融界的笑柄。卸任后，拉詹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任教，他从远处观望着这场必将到来的危机，写下了《断层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拉詹的父亲是一名印度外交官，拉詹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欧洲，成年以后则长期在美国生活。巧合的是，最近在读的另一部与此次金融危机相关的畅销书《压力测试》的作者、美国前财长盖特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曾随任职海外的父亲长期在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生活。不知这两人当年从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被遴选担任要职，是否与他们的国际化背景有一定的联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公众都将矛头指向了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认定他们是危机导火索的制造者，但拉詹认为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灾难过后急于寻找危机的始作俑者担当替罪羊，几乎是人类的本性。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则既能帮助人们推卸自身责任，也能以看似充分的理由终结对问题的思考，但显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更是一种对自身和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

从这一点来说，拉詹最深刻的洞见，也可以说是其最大的贡献，恰恰不在于他对金融危机的成功预言—就他而言，预言成功却无力阻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遗憾而非荣幸。拉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探测到了危机爆发之前久已存在、危机过后并未消失的那条酿成大错的“潜伏之线”。打个比方，长期生活在地震带上的人们，虽然可能由于偶然因素暂时远离这条 “线”，但灾难发生时，总会有人生活在那条地震带上—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尽早搬离地震带。

就潜在的经济危机而言，作者所说的这条 “潜伏之线”，其实就是全球经济不平等的鸿沟。这条鸿沟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缘于穷国向富国借贷的短期外债相继到期，后者却无力偿还），又存在于一国内部。而存在于一国内部的这条鸿沟，正是《断层线》论证的重心所在。

以美国为例，1976年，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占人口的1%，收入却占到美国家庭总收入的8.9%。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增加到23.5%。从1976-2007年，美国全国的实际收入每增长1美元，就有58美分流入最富有的那1%。由于美国教育体制也已存在的弊端，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而工作岗位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和没有大学文凭的雇员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2008年，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平均的年工资为27693美元，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平均年工资为48097美元—教育的差距使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在平均水平线以下的家庭状况不断恶化，普通劳动者的后代在竞争中弱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美国，失业救济一般只发放6个月，而医疗保险又是和工作挂钩的，一旦失业，很难参加医疗保险。因此，美国才会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很多年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之下，无钱看病。而政客们为了选票，总爱制造能给自己带来竞选优势的话题，大力提倡穷人购房就是其中之一。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对房地产金融推崇不已。2002年，小布什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演讲时就谈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就是实现了美国梦。”所以，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看似是次级贷，其实是隐藏在它背后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落伍。

从这一点来说，金融危机背后的最大推手其实是政府决策部门。换言之，政府如能改革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则缩小收入差距仍是可期的；若是始终想维持“甜蜜的”现状，那么由这些问题带来的下一次经济危机如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将所有人裹挟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书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拉詹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这份药方虽然简单，却直击“要害”。拉詹认为，近几年来，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收益和储蓄在增加。而中国家庭消费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据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从这点出发，拉詹牌药方是：如果中国要重新平衡增长，政府必须善待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