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萍：经济不能因“急症”忽略“重症”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五问中国经济》，文章以与“权威人士”问答形式解答中国经济热点话题，“权威人士”在回答问题时表示，“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

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当下经济形势，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知名消费经济学者、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赵萍提出，经济要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就必须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而要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则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时代周报：近日人民日报邀“权威人士”谈论经济形势的文章中，“权威人士”提到，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看，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怎么理解总需求收缩？

赵萍：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因为不仅体现在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也体现在消费增速放缓，同时出口面临巨大挑战。三驾马车都面临或多或少的挑战。

时代周报：通常谈到稳增长，人们一般会考虑外需、内需，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依靠外需的话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指望不上；内需又被分成投资和消费，但国内消费长期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水平，所以要稳增长似乎就只能依靠投资。你怎么看？

赵萍：稳增长不是说已经稳定的就不需要稳了，也不是说爱哭的孩子才需要吃奶，三驾马车哪个下降最多，我们就要稳哪个。事实上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贡献最大的最需要稳，而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如果这部分不稳住的话，对整个经济增长是很大的危险。有一个误区，说是因为投资下滑最大，所以我们要针对下降最大的领域，出手稳住投资。但我认为这只看到了短期的现象，其实人们应该意识到稳住消费是一个大的前提，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消费对GDP增量的贡献率是最高的，而且就GDP存量来说，消费率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了投资率，稳增长必须先把大头稳住。

用一个比喻，投资下降是急症，而如果消费下降那就是重症，急症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如果重症不被治好的话，也会有生命危险。

三驾马车应该兼顾。外需也不是绝对没有指望。从市场内生的需求来说，增长的动力不是很大，但是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这样的大的战略，主动去刺激外需增长，通过投资去带动外需，这也就会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量。所以增长压力在目前比较大，但长远来说可以更乐观。

时代周报：政府如果想通过投资稳增长，似乎很简单，只要多上项目，但如果要依靠消费的话，该怎么办？

赵萍：我们在稳增长的同时要兼顾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短期稳增长的同时不能放弃长期目标。对投资来说主要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的问题，而对消费来说，除了经济的因素，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心理的因素，它的影响因素比较多，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收入。所以我认为经济要长期的稳定，在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让投资需求增长的同时，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改革，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宏观层面，要使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

过去很多年，投资者获得的投资回报增长速度要高于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速度；从占比来说，投资者也获得了更大比例的利润的分配。所以我们应该从宏观的顶层设计上，改变这一现状，也就是十八大以来说的“两个同步、两个翻番”：劳动者报酬增长要与GDP增长同步，工资增长要与技术进步同步，到2020年，GDP翻两番，人均收入也要翻两番。我认为无论经济有多难，这个目标一定要坚持。

收入结构需要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涨工资、个人所得税的调整，还应该包括所得税种类的调整，也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

时代周报：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房地产似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症结。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大量沉淀为房产和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居民的财富也囤积在不动产，这样一来抑制了其他的消费，另一方面，经济依靠房地产或其他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发展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悬殊的财富分配。

赵萍：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从大的层面上来说是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其实在这之间也存在各行业的不均等的问题，比如说垄断行业和自由竞争行业，是不是也存在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这就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比如放开准入，不能使少数资源集中在垄断行业或企业的手中，使得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但垄断者、垄断行业获得的收入很高，所以其实不同的阶层、行业、职业的劳动者之间，收入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就涉及投资的结构调整。

时代周报：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老话题，你认为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吗？

赵萍：虽然储蓄率依然在亚洲是最高的，但是中国人确实更加热爱消费了，有几个表现。如人口增长速度慢于我们的消费增长速度。我们消费增长得快，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快。而是收入增长了，变富有了，变富有的同时也更愿意消费了。很多年里消费增速是达到甚至高于GDP的增速的。储蓄率高的原因，主要还是养老的顾虑，以及高房价。

时代周报：你是研究消费经济的，你认为这些年各种互联网业态的发展，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赵萍：这个我们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或测算。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些资料，互联网对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便利消费，让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原有的消费意愿，将消费意愿转化为购买力，这种消费行为其实重新分割了互联网和实体店的消费份额，这种替代效应占60%；此外剩下的40%，是因为借助互联网，消费者能接触到的商品种类更丰富、随时随地可以购物，加上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消费者潜在的、新的消费需求被激发，我们把这个叫做“创造性消费”。

如果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算，去年互联网消费是2.7万亿元，占到社零总额的10.6%。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时代周报：互联网也渗透进了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像之前说的，居民的财富更多以房地产的形式沉淀，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有很多便利且有吸引力的投资理财方式，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改变中国的金融、经济的生态呢？

赵萍：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一个是让人们投资更加方便，另一个是让投资门槛下降。比如P2P、众筹，让那些本来没有能力去投资、去购买房地产、艺术品的人也可以参与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

但是不管以往，还是未来，投资总是追向那些回报率高的领域，过去这么多年，资金都流向固定资产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很大一个原因是房价上升，投资住房对居民来说回报最高。去年开始股市又涨起来了，新开户数又开始大幅增长。

时代周报：人民日报采访的“权威人士”提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大，从消费的角度，如何理解“韧性大”？赵萍：韧性大指的是有很大的伸缩空间，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在的人口政策空间还很大，现在刚刚放开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放开后出生率没有预想中那么高，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可以说现在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处在一个探索阶段，如果增长压力真的非常大，那么放开人口政策，新创造出来的消费需求会非常巨大；二是城镇化，过去几年我们农村消费的名义增速一直高于城镇，实际增速连续两年高过城镇，现在农村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进行城镇化。

此外，农民进城的过程中会发生两个变化，收入的变化和消费的变化。这两个变化会提高两到三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蓄水池，这也是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的发生概率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