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助力减灾救灾向精准化靠拢

在不久前发生的尼泊尔地震中，谷歌推出了一款基于网络数据库、名为“ 找人（person finder）”的工具，以此帮助用户搜寻在地震中受害的亲人。在国内，减灾救灾中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 互联网+”工具和平台，助力减灾救灾向精准化靠拢。

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灾情发布者

“我国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灾害损失重，社会影响大，给减灾防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范一大介绍说。

目前，我国在灾情统计、核查、上报等层面已经形成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灾情管理网络体系，并向村延伸。难点在于，重特大突发灾害现场信息繁杂且高度动态化，仅靠少数单位的工作人员来统计、核实灾情数据难以满足灾害信息管理工作的需要。

“防灾减灾工作必须将灾情信息管理能力建设延伸到灾害现场最后一公里、触摸到一线。基层灾害管理科技支撑力量薄弱，信息传递难以延伸。”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数据中心主任张云霞说，“灾情信息反馈的速度和准确程度是实施有效应急救助的关键环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数据传输的窘境，使信息传输不再有盲点是当务之急。”

在地震灾难来临之时，传播速度最快的不是电话、短信，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微博、微信、QQ等新兴社交媒体。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民不再只是灾难面前的旁观者，而是可以切身参与其中。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灾情发布者，从震感、现场图片、灾情到伤亡情况、物资需求等，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快速传播。

卓明告诉记者，在尼泊尔地震中，有一支救援队被困。卓明和志愿者们一起通过卫星定位等手段分析出当地的地形地貌、直升机起降点，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附近的救援队进行救援。

数据救灾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还记得，芦山地震后，记者搭乘一辆装满了救灾物资的重型卡车前往芦山县城。让人意外的是，由于在县城没有找到卸载救灾物资的地方，卡车最后绕了一圈回到城外，将救灾物资运送到集中转运点。

灾害发生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类似“无用功”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对此，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负责人万涛屡屡提及：“ 哪里灾情最严重，大家都往哪里赶。一方面，有的地方救灾物资绰绰有余，有的地方却鲜有救灾物资抵达；另一方面，大量车辆堵在路上，哪种车辆应该优先通过？比如有十辆车，第一辆运送棉被，最后一辆运送药品。受灾群众可能更需要药品，可这辆车却被堵在最后面。”

郝南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是灾害救援的专业性和协调机制出现问题所致。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表示认同。“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等发布自己所见到的灾情信息、救灾意见，获取这些信息并不是最难的，难点在于从数十万、上百万、上千万的碎片化信息中获取有用信息，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也是新常态下考验灾害救援能力的地方。”邓国胜告诉记者。

乐思舆情监测系统长期监测各类舆情，其信息中心负责人邱昌铭告诉记者，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可以对网络上的可见信息进行抓取，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以及各种论坛都是大数据的链条之一。他同样认为，信息抓取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对信息进行后续的归类和分析，在此过程中形成有价值的报表等，对灾害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邓国胜认为，面对灾害中信息杂乱的情况，一些社会组织开始探索以联盟的形式开展工作，联盟内部的社会组织信息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另外，以益云救灾地图为代表的机制将救灾信息数据呈现在电子地图上，有利于信息的链接和使用。

“互联网+”平台从建设到管理

尼泊尔地震发生后，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条信息：“ 聂拉木县委副书记、援藏干部李冬正在樟木镇组织抢险救灾，他通过手机短信请求帮忙了解震中位置。目前，樟木已死亡六人。请亲们转起，帮前线指挥员搜集震中位置的相关信息。”

李冬的确是聂拉木县委副书记、山东省烟台市援藏干部。如果不是地震，估计没几个人会知道这个名字。在地震中，他带领群众历经5 天5夜，终于脱险成功。不过，接到记者电话时，李冬却否认通过手机短信请求了解震中位置。换句话说，这条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的信息，有真有假，极易误导受众。

邱昌铭认为，仅靠舆情监测系统难以识别假信息，需要人工进行二次干预。邓国胜告诉记者，面对众多有真有假的数据，专业社会组织可以凭借本身的经验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初步判定，这也是一个专业救灾社会组织的能力所在。其次，不能完全依赖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信息甄别。要进行三角信息验证、多信息复核匹配，例如，有人在微博中发布某个村子食品短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现场的NGO、基层政府等渠道进行信息核对。再次，注重与政府进行合作，在当前情况下，政府发布的救灾信息比较权威。

“灾难发生时，互联网上出现的消息多是碎片化的，只能称之为数字，不能成为数据。”郝南告诉记者，进行灾情核实，最起码要问清村落多少户、多少人，房屋损毁多少间、损毁率等12 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某个村落受灾情况的基本了解。

郝南建议，建立灾情统计的标准化表格，尽量减少“ 大约受灾800 户”等模糊数字，只有精确、标准统计，才能形成可累加、可量化的灾情数据，并据此在相应平台上进行分享和汇总。

邓国胜认为，平台的建设很重要，要发挥平台的作用，凝聚社会组织的力量。当前，救灾平台正从松散联盟向紧密合作转变，可以建立内部的沟通机制，根据合作的紧密程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加大信息沟通与共享。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临时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分享各自的数据，让减灾救灾更加高效有序。

万涛认为，通过信息协作平台，可以提供物资供需数据、共享救灾备灾信息、统一进行灾害数据汇总，有利于政府、社会组织、救援队等的信息实时共享。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清晰掌握社会救灾组织动向，有效调用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原标题：“互联网+”助力减灾救灾向精准化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