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考恩：中国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奇迹里

泰勒·考恩是Uber的忠实用户，即便飞到上海、北京，他依然用Uber代步。这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一边享用着互联网时代的丰硕果实，一边提出了一个听上去相当“不合时宜”的观点—互联网的革新被高估了。虽然身为本时代最伟大的创新，电脑和互联网其实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太大贡献，在改善人类生活上也未带来太多帮助。

这一观点被考恩在他的《The Great Stagnation》一书中详细阐述，这本在美国大受欢迎的著作出版于2011年。彼时，美国刚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考恩没有看到期待中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反，收入增长停滞与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他关注研究的话题。

与很多经济学家不同，考恩没有将这些经济负面仅仅归咎于美国经济出了错，他从另一角度指出了主要原因：自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科技创新速度大不如前，科技成果的应用速度明显放缓。

4年后，2015年4月，《The Great Stagnation》的中文版《大停滞？》出版。此时，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长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同季最低增速。与此同时，本该备受关注的7%被硬币的另一面压倒性地掩盖了：“互联网+”的概念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形态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互联网的改造。

“‘互联网+’的想法很好，但这一计划不会很快得到回报。如果想加快这一进程，中国需要规范现有的法律法规，使整体环境变得更加可被预测。”考恩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所谓的科技创新“停滞”，并不是指科技本身发展停滞，而是指“能够支撑科技发展的各种力量以及社会环境至今还没准备好”。

而对于中国经济，考恩认为，短期来看，中国将会面临一段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期，但此后中国经济会重新回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

中国可能不会再看到每年7%甚至10%的经济增长，这并非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太过成功。中国不可能一直活在奇迹里。而且，这种降低只是数字上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更多其他的维度。

政府监管造成“大停滞”

有别于宏大的书名，《大停滞？》只有短短5万字，书中没有生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随处可见机智妙语和生动的个人体验。

事实上，考恩提出科技创新停滞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个人感受。考恩的祖母出生于上世纪初，那时的美国还很贫穷—从抗生素、自来水、抽水马桶到无线电、电视、汽车等通通没有。大多数人在农场工作，只有5%的人读完高中，大学就更别提了。

但到1950年代，考恩祖母50岁时，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家庭都有了房子和汽车，厨房里配备干净的自来水和现代化的烤箱。电力四通八达，飞机可以载人飞向远方。

如今，考恩53岁，他把自己现在的生活和1960年代对比后发现：除了电脑和互联网，其余的都差不多。

电脑和互联网究竟给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根据考恩的体验，教育领域的改变才刚刚开始，虽然一些课程可以网上学习了，但传统教育比起三四十年前并没有太多变化；医疗产业的变化也不明显，“我给医生发一封邮件，他不会回，多发几封，他也不会理我”；至于政府层面：互联网真的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吗？没有。

考恩由此认为，让世人引以为傲的互联网其实并没有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也没有进入“生产”领域，经济创收部门亦并未因此得益—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依然只停留在个人乐趣层面。

这一观点遭到了中国科技学者涂子沛的质疑。在《大停滞？》中文版的导读中，涂子沛提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与上一代相比，目前的变革也许没有那么巨大，但微妙的变化已为未来埋下种子。

对于这样的质疑，考恩并不否认，但他强调，互联网带来的重要变革将在未来10至20年里到来，而非现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来自政府的监管。

“比如，美国很多城市都在想着封杀Uber；如果使用无人驾驶的卡车，政府要求必须有人坐在车里看着方向盘；监管层因为洗钱的风险担心电商升级，因为害怕被恐怖分子利用而对推广无人机感到忧虑。也就是因为政府的控制，这些在美国已经成熟的技术目前还不能投入使用。”考恩说道。

中国，世界头号创新者？

时代周报：《大停滞？》出版于2011年，你如何看待这本书出版后的4年里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状况？你是否还坚持科技创新没有显著地改善美国经济这一观点？

考恩：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于我们开始重视人工智能了。机器人和智能软件越来越强大。但就最近大肆宣传的内容而言，它们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切实提高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步。比如，无人驾驶汽车还将是20年以后的事—前提是我们必须解决法律法规事宜。所以我认为，“大停滞”最终会结束，但不是现在。经济发展与复苏在美国依然缓慢。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美国科技创新速度大不如前以及科技成果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速度放缓，造成了科技对经济贡献不足。在中国，科技创新不足同样是显著的问题。甚至有人说，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抄袭和山寨。

考恩：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不仅中国在模仿，所有人都在模仿。而中国做到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一批具备各种才能的劳动力、对市场作出及时反应，开展快速地试验，看哪些有效，哪些无效，迅速得出更优方案。这整个生产过程就是一种创新，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确实，中国人创新的不是产品。从产品层面来讲，美国依然是主要的创新者，但从生产过程、程序、速度、技艺等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是世界的头号创新者。如果有人还和几十年前一样称中国为“盲目的模仿者”，那是他们太过“盲目”而没有看清现状。

时代周报：产品创新不足是中国经济如今难以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吗？

考恩：不是。一直以来，中国都在模仿国外的产品，这是你们取得10%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模仿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正确的事。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新的产品，那就很难实现10%的经济增长。模仿对于中国来说是好的，但我也强调，中国过去所做的，远非仅限于模仿。

我认为，贫穷的国家应该继续走模仿这条路，这是他们变强变大的捷径。不过，中国现在需要大量模仿国外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模式等无形的东西，而非只是模仿商业。前者可以提升中国经济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当然，这种模仿很困难，但恰恰是中国所需的。

还有，我自己也不确定美国是否就是最好的榜样。你们应该看看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家，他们都发展得很好，不要只模仿美国，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完善。

时代周报：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同季最低增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你所谓的“大停滞”？

考恩：短期来看，中国将会面临一段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期，经济增速的下跌会超出想象。但我认为，此后中国经济会重新回到一个相对世界他国仍较高的增长水平。根据我乐观的猜测，这个数字可能是4%。

中国可能不再会看到每年7%甚至10%的经济增长，这并非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太过成功。中国不可能一直活在奇迹里。而且，这种降低只是数字上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更多其他的维度。

谁在抵制“互联网革新”？

时代周报：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如今，各行各业都试图拥抱“互联网+”。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项政策以及由之引发的创业潮？

考恩：“互联网+”的构想很好，但这一计划不会很快得到回报，这是一项长期的投资。

长远来看，“互联网+”的风潮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将在更短的时间里变得具有创造性，但这条路上会有很多失败。所以，耐心是必须的。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人善于迅速做成事情，这点在发展互联网相关产业上非常有用。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时代周报：事实上，美国也正在经历互联网创业潮。这股浪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什么？

考恩：美国大部分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让人们更容易地获得信息，更方便地进行学习，更便捷地与他人保持联系以及更加省心地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例如Uber、Amazon等。

这些公司都期望导演一场大变革。而我认为，他们现在刚开始创造就业，刚开始改变各种经济形态。所以我强调，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比很多人想得要慢。目前改革的高潮还未到来。最终的现实生活将好于我们的想象，但它的到来需要更多时间，比大多数人的预想都要久。

时代周报：你用“科技高原”一词来形容科技创新遭遇“窒息”的情形，那目前这场创业潮有助于美国走出“科技高原”吗？

考恩：事实上，整个趋势的确是美国正在进入新的科技时代，但关键问题依旧是—要过多久，科技创新才会对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我看到一些时下的评论文章，很多人说互联网引发的革命已持续10至15年，我们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只有5%，绝大部分还横亘在我们前面。

改革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人们无法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尤其是一些利益群体，他们抵制变革。

时代周报：这些年，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比如大数据的运用，以及互联网商业的普及对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否符合你所预期的对生产力的变革？

考恩：我认为，大数据被高估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手握的这些数据要用来干什么，企业也一样。大数据能帮助我们在某些边缘地带提高效率，比如针对性的广告，但它无法改变全局。这其中困难的是问对问题，并且找到问题背后特定的模式，再用数据去加以匹配。这非常难以实现。

政府定位：允许改变发生

时代周报：为了让互联网创新发挥最大的潜能，深度改变人类生活和经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考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允许这些改变的发生。比如，法国正在禁止Uber。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当地，出租车依然维持高价，当然，他们避免了市场混乱，但同时也阻挡了社会前进的脚步。

政府出台政策支持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这是好的。但当变革来临时，政府需要退到台后，营造一个规则清晰的可预测的环境，同时允许这些改变出现。即便是美国，做到这些也非常困难。很多城市都在想着封杀Uber。我并不认为他们会采取行动，但他们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和法国人一样。我希望车主们知道，政府（对待这种创新）是非常小心、谨慎、多疑并带有官僚主义色彩的。这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非常接近。

时代周报：你刚刚谈到，中国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才会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生活，如何才能缩短这个过程？

考恩：对于中国来说，加快改革的方法在于规范现有的法律法规，使得整体环境更容易被预测。如果做到这点，你们很快就能获得一些改革成果。但问题是，这点很难做到。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科技创新能力，而是政策环境能否支持这种创新？

考恩：是的，在于法制环境的可预测性、社会信任度以及一些能把简单的事情“管对”的法律法规。有时候，越是简单的事情反而越难管理。这是一种悖论。

以阿里巴巴为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企业，同时又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它发展很快，在10多年的时间里长成了庞然大物。

然而，建设或改变相应的法律体系却可能耗时更久，因为要一点一点地拼凑。有关部门需要与利益群体博弈、制定规定条款，并获得舆论的一致认可，同时，这些规则除了被建立，还需要被人信任，并且保持稳定。所以，它们的出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时代周报：对于互联网创新带来的新生事物，政府应该如何监管？

考恩：问题在于什么程度的监管是合适的。我觉得，在促使法律环境更加可被预测的方面，不管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付诸更多努力，而在环境污染等领域，中国政府更应加强监管。同时，我们都需要减少对私营企业在产品创新上的限制，尤其在科技领域，政府应当允许企业自由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