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重赏下的系统配套改革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对高科技青睐有加，国家层面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刺激了市场买创新、买科技、买未来。实际上，中国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实体部门的路往往非常艰难，无论是高校还是专门的科研机构，中国每年的科技专利均居世界前列，但成果的转化率都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

转化艰难，与激励制度的滞后有关，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2015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下限，有些地区甚至达到99%，可以说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政府已然是“拼了”，但单纯的经济刺激还不够，还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转化模式，需要制定鼓励政策的落地细则，提高科研的公益性，减少功利性。

一线调查

科技成果转化：重赏下的系统配套改革

今年3月5日，全国人大在官网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4月1日。

相比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原法规，《修正案》突出点之一是更为明确地规定，在科研单位未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情况下，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要给予不低于转化收入或者许可收入总额20%的奖励。

这是国家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又推出的一项重磅政策，目标直指目前国内效率低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仅如此，3月13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奖励下限大幅提高至50%，部分地方政府则提出了更高的奖励比例，有的达到了70%，甚至高达99%。

重赏之下是否必然出现大量的“勇夫”？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国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并不少，相比欧美国家，科研成果的基数很大，但由于科研工作夹杂了各种“功利”目的，导致了科研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虚假繁荣，产生了大量的“死专利”，“活专利”的转化率也不及欧美国家的20%。

对于基于金钱奖励的科研成果转化“新政”，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希望通过提高对科研人员的重奖刺激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但是如果不能见到落地的细则，不能建立客观、完善的配套体系，政策也可能会流于表面。

重赏之下

有科技界人士表示，自从1996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来，对有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重奖多少一直是个不确定的事，鲜有按照该法执行的案例。

“对于重大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奖励，往往是学校说了算，或者省里、部里临时决定奖励金额。”一位来自高校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团队曾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在转化给企业后，所获得的奖励为省里颁发的科技一等奖，奖金50万元。

而4月1日完成征求意见的《修订稿》第44条规定，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的，从该项科技成果转让收入或者许可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利用该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从该项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 单位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至五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

同时，在该条还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本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计入当年本单位工资总额，但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而对有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规定，已经进一步提升到50%。

一直以来，中国科技投入效率低下饱受知识界诟病，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成果转化率低。

“整个中国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甚至都不及美国一所大学。”曾经为科技部有关部门提供过政策咨询的中科院博士张静（化名）说。记者发现有据可查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仅2005年就获得专利390件，而2004年更多，为424件，而这些专利中，实现转让的比例则超过50%。

在清华大学的科研院，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去年清华大学申请专利数量约2000件，以往每年也都是一两千件，总数庞大，但是至今为止，获得转让的专利总共为200件左右。

有数据显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日本、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到80％，英、法、德等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也达到50％以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到20％之间，巨大的科技投入不知道去了哪。

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美国法律清晰，《拜杜法案》起到了重要作用。“施行30多年来，《拜杜法案》让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形成了‘333’分配，”魏国安说，“即1/3收入归发明人，1/3归科研单位，1/3用来支付各种转化费用。”

在《拜杜法案》的影响下，美国的学术研究专利化，成果转化率提升了超过10倍。而我国如果真能够以50%，或者低一些，20%的比例重奖科研人员，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可观。

2012年，厦门大学生命科学院夏宁绍教授带领的团队研发的戊肝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并获准上市，这是世界首个被研发出来的戊肝疫苗。该校一位人士表示，历时14年的研发，包括企业在内的各项投入不下2000万元，而成果转让的价格将不下亿元。按照现在的政策，该成果的奖励将达数千万元。

并非只有厦门大学有这样的重磅成果，清华、北大等高校也有这样的成果，北大方正集团的王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样的人物并非不可能再出现。而《修订案》如果出台，工科院校显然更受益。

“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法案如果出台，将提高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的热情，尤其是应用类的学科，比如生物工程。”清华大学医学院李海涛教授评价。

难转化的科研成果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5年累计8729亿元，保持了18%的增长。以此计算，我国目前中央财政每年在科技上的投入大约2000亿元，其中大约一半归科技部支配。不过，这些投入被科技界人士认为效率低下。

正因为如此，国家目前大力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让我国的科研体制焕发活力。今年1月，国家对科技体制动刀，众多中央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被归并整合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五大类，“历史悠久”的“863”、“973”计划名称被取消。

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去年10月，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专门针对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报道，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体系正在进行的整顿是国家对竞争性科研计划最大的一次改革。

“不能不改了，因为显然不是所有的研究结果都算得上是科研成果。”张静反问，“如果一个研究结果没有学术价值，又不能转化，它凭什么算是科研成果？”

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比比皆是，滥竽充数，消耗着中国有限的科研经费。

有业内人士举例： “比如一个研究结果没有产业价值，在疏于监督的情况下也会花钱申报专利，因为有了专利可以交差，可以凭一纸专利申报职称，尽管该专利毫无用处。”

张静认为，科技人员应该分两类，一类是搞基础研究，一类是应用研究。但是现在一些大学搞应用的因为没有论文，无法评职称。国家在重奖科研成果转化时，也应制定应用型人才在大学中的职称体系，让这些人得用其才。

“让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搞基础研究的人员靠出学术成果来甄别，应用型的人员靠市场来甄别，这样建立的体系才对路。”张静分析，“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所本是一个搞学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平台，但是我们的怪胎就在于，它们是行政单位。”

新政尚需细则

实际上，在中央出台征求意见的《修正案》前后，有一些省份和地市在重奖成果转化上走在前头，甚至走得更远。

武汉早在去年4月就出台了“汉十条”，规定对科技成果转化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奖励的下限为70%，这一激进政策甚至意味着科研人员可以得到成果转化收入的100%。不仅武汉，广州在今年4月也公布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政策在当地被称为“广州版‘11条’”，其规定也是重奖科研人员的上限是70%。

北京市科委则早在去年6月就公布了被称为“京科九条”的法规，提出可以给在成果转化上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最多70%的奖励。

“广州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所以我们出台了这样的政策。”广州市科创委一位负责人解释。他表示为了配合政策执行，就在一周前，广州刚刚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用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矫枉过正有时是应当的，因为过去对科技成果的转化激励太不够了。”张静评论说。

这样高的奖励比例，本应该在这些地方的科研院所中引起震动，但就记者了解，不少地方的科技界人士反应平平，有的甚至没有听说这个政策。

“科技成果转化的大户是那些教育部所属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这些高校和研究所不属于当地政府管，因此这些政策对它们没有影响。”一位科技界人士解释了其中原因，“而且教育部和科技部还差一个部委，政策下到他们那里还早着呢！”

即便是出台这些激进政策的当地市属高校，校内科技人士往往也对政策反应冷淡。

因为科技含量高，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陈数君教授的一项科技成果被企业看好。“这些事同事们倒是议论过，但是从去年6月北京出台‘京科九条’到现在，并没有闹多少动静。”陈数君说，“关键是细则没有出台，没有具体的执行细则，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政策最终还是会不了了之。”

“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对应用型人才的职称体系，再比如建立一个公正的成果评估体系和制度。”张静解释，因为让原科研单位评估成果可能会和发明人产生矛盾，因为成果有时可能会被低估，“这些都期待细则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