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男人，被村人称为“大没脸”，给他介绍工作，他说“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他喜欢喝酒，一喝了酒就“话多，拍拍打打，总是挑拨你。”
82岁的老太，带着3个5到7岁的孙辈，成为职业乞讨者。
而多次到大连、北京的乞讨经历，使他们成为重点稳控对象。
政府部门并不认可他们“上访”的说法，因为“信访局没有他们的信访记录”。
最终，这个家庭有了一个归宿，村民说，“老太太，孩子也不用遭罪了。”
5月2日一早，徐纯合对母亲说，“妈呀，我心情不好，想去金州老婶家看看。”
没有人知道徐纯合为什么心情不好。在他去世前与之接触的家人和村民看来，45岁的徐纯合“没什么高兴不高兴，一直就这样。”
4月29日中午，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去了出生的村子—黑龙江庆安县丰满村李宫屯。
那天下午，徐纯合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20块钱的烧纸、一瓶白酒、两盒罐头和两个鸡腿，到父亲坟上烧纸。“去跟我爹喝点。”
堂哥徐纯智，小卖部老板于永芬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给父亲上坟烧纸了。
徐纯合和母亲最终决定带着孩子去大连金州。当天的黄历上写着，5月2日，农历三月十四，宜：出行。
“人老实、脑子简单，经常受骗”
45岁的徐纯合，几乎一半时间是在漂泊中度过。
徐纯合出生时，父亲已40多岁，“老来得子，非常宠他。吃好的喝好的，几乎不让他干活。”
18年前，徐纯合的父亲去世。堂哥徐纯智说，他的“好日子”自此到头。
父亲去世之后，徐纯合和母亲分了一公顷的水田和旱地。但一年后，徐纯合就将土地租出去，以几百元的价钱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两间房，带着母亲外出打工。
离开丰满村李宫屯时，徐纯合27岁。“在农村，这属于绝对大龄。没人给他说媳妇，太懒，姑娘跟着他，遭罪。”
徐纯智说，徐纯合先后在离家100多里地的老金沟淘金、在建三江农场以及大连金州等地打工。
“他只读了小学四年级，又没有技术，干的都是出大力气的活。”同在大连金州的堂弟徐纯静说，徐纯合在金州劳务市场“站大岗”，每天等活：搬家、卸货，拉沙子、赶海扒蚬子……
但徐纯合“二二乎乎的、人老实、脑子简单。经常受骗。”徐纯静说，劳务市场分帮结派，“势力”大的才能抢到好活儿，徐纯合只能做别人挑剩的、特别累的活；活干完要结账，老板却没了；交了200块钱办暂住证，被警察查到，假证。
“无论打工还是跟别人打交道，他只能吃亏。”徐纯静说。
2005年左右，徐纯合带着母亲到了伊春市铁力市。
他在一个朝鲜族屯子替一家机构看门、烧炕，每天5块钱，间或在铁力劳务市场“站大岗”；母亲捡破烂。
2008年左右，当地人介绍了现在的妻子—一个当时有轻度精神病的离异女人。
在38岁的时候，终于娶了媳妇，这一度让徐纯合很高兴。他领着媳妇回到庆安，几乎去了所有亲戚家。
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一场车祸导致徐纯合腿部骨折，自此再不能做重活。
妻子病情开始加重，堂哥徐纯智发现，这个弟妹以前还能洗衣服、做饭，知道喊大哥、大嫂，现在见人就躲。
2010年，徐纯合的第三个孩子出生。
在这之后，徐纯智发现，平常只喝3、4两酒的徐纯合开始酗酒，学会了抽烟；表哥吕恒信注意到，徐纯合的手总是发抖，“小酒杯里的酒会因为手抖而洒出来。”
亲友们分析，徐纯合家庭负担重，生活困顿，受人歧视，又不能再干重活，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咱农村人不就借酒消愁嘛。越喝越郁闷，越郁闷越喝。”
重点稳控的乞讨者
在铁力生活期间，徐母权玉顺开始带着孩子乞讨。
2011年夏天，铁力市救助站将徐纯合一家六口人送回庆安。
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说，事实上，村里对徐家一直非常照顾，为徐家5口人申请了最高额度的低保（注：徐纯合的妻子为铁力人，享受铁力城镇低保），徐纯合、徐母和三个孩子每人每年2700元，冬天还给取暖费。从2011年开始，村里先后给他们找过三个房子，前两个大概每年1000元左右，房费、电费都由村里交。后来因为徐母去庆安县城 “乞讨”不便，徐纯合又要求在庆安住，村里又给他在县城里找房，并给徐每年1500元用来交房租。
自回到庆安后，权玉顺带着三个孩子成为职业乞讨者。
“他们在庆安客运站和步行街乞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们。”徐纯智曾两次见到伯母权玉顺乞讨，“瘫坐在地上，三个孩子穿着或大或小、特别脏的衣服围着她。很多人围观。”
徐纯智两次都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太丢人了。”
庆安县信访局和丰满村支书王淑华提供的信息显示，2014年夏天，权玉顺开始带着孩子到大连金州乞讨，两次被救助站送回黑龙江。
2014年11月份到2015年4月28日，权玉顺带着孩子三次进京乞讨，被庆安接回。
这一时期，徐家乞讨的事情被多家媒体报道。2014年5月7日的大连晚报及大连天健网报道了权玉顺带着三个孙辈在大连乞讨。
2月18日的北京晚报网站上，也刊发了权玉顺带孩子来京乞讨的报道，她希望能让当地的福利院收养孩子。
但庆安方面调查后认为，三个孩子并不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他们的父亲徐纯合健在且有劳动能力。
对于有媒体报道权玉顺是带着孩子上访的说法，庆安县信访局、丰收乡政府及丰满村均予以否认。“信访局没有他们的信访记录。”
村支书王淑华认为，“上访”更像是徐母的一种托辞，徐母基本每次都是带着孩子出外乞讨，见到警察询问之后就说不是要饭，而是要反映情况。
据财新网报道，由于数次到北京乞讨，权玉顺在当地重点稳控的名单之中。村干部坦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们曾看着徐母不让其进京。
王淑华告诉新京报记者，“两会”期间，权玉顺欲带着孩子买票进京乞讨，被村干部三次“偶然发现”后阻止。
今年3月8日，堂姐徐纯燕和堂哥徐纯智到大连金州走亲戚，在火车站碰到村会计邓利民和民兵连长张大国，徐纯智打招呼，“干啥呢？”对方说，“堵你大娘呢。”
熟悉情况的亲属说，徐纯合平时也会跟着母亲和孩子出门，但他并不参加乞讨。他早上骑着三轮车或者打车将老人和孩子送到乞讨的地方，晚上再骑三轮车或者打车接回来。
“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在2011年回到庆安后，村民们发现，徐纯合更懒了。
他喜欢穿西装，背着手，频繁地在屯子周围溜达，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
徐纯合几乎是屯子里唯一穿西装的人了，“但贼埋汰，穿一双拖拖拉拉的棉鞋，不穿袜子，不刮胡子，长久不换洗衣服，身上有味儿，谁都不愿靠近他。”村民于永芬说。
屯子里的长辈经常骂他，“你长点志气吧。”徐纯合咧嘴笑。
村民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大没脸”，意为没脸没皮。
庆安当地人颜婷（化名）长期帮助徐纯合一家。颜婷说，她在庆安步行街一家超市门口看到老人领着三个孩子乞讨。“孩子蓬头垢面，给我的感觉是，这几个孩子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实在太可怜。”颜婷给他们买水，也拎着东西去家里看他们。还帮他们收别人寄来的衣物。
由于感谢颜婷的长期帮助，徐纯合主动向她谈起过很多事情。
2014年，徐纯合对颜婷说，“我的心都散了。”徐纯合无助和无奈的表情，让颜婷很难受。
2014年冬天，经丰收乡民政助理董春雨介绍，徐纯合到一家澡堂工作，给客人开鞋柜存取鞋，但只做了3天。董春雨问他原因，“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孩子不用跟着他遭罪了”
徐纯合租住在庆安县城水泥厂小区的房子杂乱不堪，床头，窗台上放着几个“老村长”牌子的空酒瓶。
5月2日那天，在庆安火车站外的饭馆里，徐纯合还喝了一杯容量为2两半的白酒和半瓶啤酒。
堂姐夫李国文说，喝酒之后，徐纯合话多，“拍拍打打，总是挑拨你。”
几乎从不在人前显露担当一面的徐纯合，将无助和自责留在了网络世界。
2010年初，徐纯合开通了QQ号，QQ空间取名为“微微尘土一颗”，内有多条求助的内容，他乞求“给我开通道路，让我的工作顺利”。
2013年父亲节当天，他转发了一张“父爱如山”的图片。他说：可惜我没做到。
5月5日清早，徐纯合的骨灰被埋在屯子南边一公里处的山腰，土坟低矮。黄历上也写着，农历三月十七，宜：解除。在黄历中，解除为解除灾厄等事、解脱的意思。
参加葬礼的只有堂兄弟徐纯智、徐纯静，表哥吕恒信以及两位出租车司机。没有放鞭炮，也没有烧纸。
他的三个孩子被送到绥化市福利院；妻子被送到铁力市精神病院；母亲在庆安中医院住院，出院后将进入敬老院。
“老太太和他妻子总算有个归宿，孩子也不用跟着他遭罪了。”村民于永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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