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此后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会议召开20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戴相龙，他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曾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天津市的发展、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作出了贡献。戴相龙很高兴地回答了记者有关不断改进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问。
记者：你如何评价20年前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
戴相龙：1995年前，我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属性，既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又是办理银行业务的金融企业。这些银行基本上按国家计划和当地政府要求发放贷款。1992年全国经济过热，金融秩序十分混乱。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没有适应银行业特点的会计、利润、考核制度。由于上述原因，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四大专业银行实际处于资不抵债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的批示，我负责筹备召开了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增强各家银行总、分行行长货币经营的观念，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4家银行在2至3年内，把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平均比例，从20.4%降到17%以内。1995年6月19日，朱镕基同志到会讲话，提出要把银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来，尽快把我国专业银行办成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商业银行。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全国银行业领导人忧患意识，开始清查各家银行不良贷款底数，改进不良贷款质量划分标准，提出各家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目标。这个会议对后来推进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镕基同志高度评价这次会议，指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记者：结合此会召开后的20年实践，你认为如何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戴相龙：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是银行业的永恒课题。我国银行业生于忧患，发展于改革，成效于管理。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有忧患意识。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过高，轻则发生挤提存款，重则造成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威胁政权稳定。因此，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处置银行隐患。1996年8月，中央领导集中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化解我国财政、金融、就业、粮食等风险的汇报。1997年11月，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进我国银行业党的领导体制，整顿金融秩序，推进金融体制改革。2002年2月，又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07年、2012年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提高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坚持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中国银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连贯、有效的过程。1995年把4家专业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基本分开，成立4家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对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陆续上市。当时，我曾和一些专家设想设立若干个“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基金”，吸引公众资本投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后来通过外国战略投资者投资参与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实践证明，这样做更有利于吸收国外银行业先进管理经验，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还需要国家帮助国有银行逐步解除历史包袱，为其改革创造条件。199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向4家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发债筹集的资金向4家银行注入资本金。1998年、1999年国务院先后批准4家银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按原价收购相关银行不良贷款1.4万亿元。2003年以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国开行、光大银行累计注资1017亿美元。以上所有操作符合相关法规，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先后上市创造了条件，成为国际上的成功案例。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制定一系列适应商业银行发展的贷款质量分类及信息公开、会计核算、坏账准备等管理制度，要有稳健、守信、敬业、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
记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戴相龙：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历史悠久，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有较为完善的商业银行管理制度，长期以来经营管理水平高于中国银行业。但经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这些国家商业银行一些重要经营管理指标水平下降，现在正处于恢复中。与此同时，经过20年不懈努力，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与欧美国家银行业的差距不断缩小。综合分析2014年底我国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指标，我认为我国目前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接近、相当于欧美国家老牌商业银行，有些指标已处于领先地位。按照一级资本排名，2013年全球前20家大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分别名列第一、第五、第九、第十名。中国工商银行市值、核心资本、总利润已经几年名列世界第一。2014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1.25%，拨备覆盖率为232%，贷款拨备率为2.9%，存贷比为65.09%，资本利润率为17.59%，资本充足率为13.1%，这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充分证明我国近20年金融改革方向、道路、步骤、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记者：你对今后提高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有什么建议？
戴相龙：中国银行业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这对防范金融风险是有利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在会同有关国家和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新战略，又为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扩展业务创造了条件。现在，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与欧美国家代表性银行相比较，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是，欧美老牌大型银行一般实行多种形式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综合经营，而我国大型银行基本从事银行传统业务。虽然有一些银行投资设立附属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但规模微小。因此，我建议适当加快提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能力。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对客户特别是企业集团的综合服务效率，有利于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有利于发展我国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综合经营模式，可以是金融集团模式，也可采取银行控股公司模式。逐步做到大型银行在大中城市的分支机构都能从事综合经营业务。大型商业银行实行综合经营，执行各业经营法规，分别核算，严禁资金混用。
记者：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如何安排退休生活的？
戴相龙：2014年1月我退休了。按照有关规定，我分别辞去了兼任的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职务。退休后，我集中精力组织改编、出版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第3版）。现在有时也牵头承担一些金融专题的研究工作，但大部分时间是和家人在一起。
戴相龙简历
男，汉族，1944年11月生，江苏省仪征市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毕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8年－1978年在云南省圭山煤矿工作。
1979年－1985年8月 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处长、江苏省丰县副县长、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
1985年8月－1990年 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1990年－1993年7月 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
1993年7月－1995年5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
1995年6月－2002年12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其中，2001年6月－2002年底，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1997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2002年12月－2007年12月 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2008年1月－2013年3月 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2013年3月 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
2014年1月退休
戴相龙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八大代表。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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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