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红军长征过泸州80周年”研讨会在泸州叙永举行。在这次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泸州市委共同举办的会议上，“长征路线申遗”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明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将继续深度挖掘，大力推动，最终烧开这盆水，让长征走向世界。”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在会上表示。
4年前，2011年11月，李后强和他的两位同事杨先农、侯水平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报告，倡议将“长征路线”作为线路文化，由四川省牵头组织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建议随后得到了四川省委领导的支持，亦得到长征沿线其他14个省市自治区的积极响应。
4年来，四川省社科院展开了一系列“申遗”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四川段的长征文化资源调研工作已结束。
李后强对长江商报记者坦承：“长征申遗路漫漫，现在还只处于理论探索和宣传阶段，亟待形成由党和政府组织领导的申遗统一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和相关机构。”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遇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历史上称为“长征”、“万里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远征，其特征是路线长、人员多、环境差、伤亡大、结局好。”李后强说，整整两年时间里，长征跨越中国15个省，转战地域面积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国土面积都大，翻越20多座大型山脉，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
这些特征表明，长征是一种精神，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重要节点、动力源泉。在李后强看来，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其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在四川境内经历的路程和时间最长、情况最复杂、内容最丰富。四川省，无疑是展现长征精神、长征文化、长征路线的重要舞台。
2011年11月底，李后强和同事杨先农、侯水平3人经过调研，写成《关于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和“国际长征文化馆”建设的建议》，上报四川省委、省政府，倡议省里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希望借此对长征精神进行宣扬和对长征文化进行保护”。
随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及时地批示并予以支持。李后强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四川省委宣传部特地拨出4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四川省社科院开展有关长征申遗的调研活动。
2011年12月，四川省社科院邀请长征路线沿线14省（市、区）社科院作为发起单位，共同推进长征路线申报中国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这些省市区积极响应，4年来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发行长征纪念邮票、从事大型调研活动等。
4名川籍全国政协委员还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联名提交了长征“申遗”提案，国家相关部门回复表示“是好事，可以进行研究”。目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申遗、建馆、扶贫工作推进办公室，设在四川省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内，由所长杨先农兼任办公室主任。
申遗仍处于“理论探索和宣传阶段”
杨先农最近两年全程参与了四川段长征文化资源调研工作。“这些长征路线不管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都值得推崇和保护。而现状是，长征路线长、文物保护不够、遗址损害严重，保持原貌的不多。国家应该加大统一保护力度，申遗就是一个契机。”杨先农说。
但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李后强坦承，“现在还只处于理论探索和宣传阶段，申遗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长征路线作为申遗项目需要建立一个涵盖整个遗产范围的管理机制和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应有系统性规划，纳入国家保护机制，然后才能进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被编制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之后正式进入申报程序。
李后强建议参考和借鉴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的经验，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之前，四川省目前迫切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前期工作：建立健全领导机构，组织专门力量抓好省内的规划和研究，制订具体措施；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牵头整合长征沿线其他省市的力量，做好协调工作。
申遗红利覆盖多个省市
事实上，长征申遗并不是唯一目的。杨先农表示，长征的申遗可以带动整个沿线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四川省提出申遗后，几乎所有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一片欢呼声。”
在杨先农看来，消除物质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本来就是弘扬长征精神、长征文化的题中之义。而通过长征申遗活动，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盘活“长征路线”这个世界闻名的线性文化资源，从而创造消除“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消除模式”。
“长征路线是群众路线、思想路线、文化路线、生命路线、教育路线，同时也是今天的旅游路线、交通路线、扶贫路线、生态路线、财富路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放路线。”李后强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长征沿线至今仍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可以申遗为载体，加快实施交通、水利、扶贫、社会建设和文化旅游、基层政权等六大工程，加大对外开放。
李后强说，长征路线还上接北方陆上丝绸之路，下联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了整个“一带一路”。
其实，长征路线是“珍珠项链式”的物质遗产，“路线”是项链，是无形的文化概念，而“珍珠”则是有形的物质遗产——一个个红色城镇、一座座红色遗址和纪念馆。“长征路线申遗，其实是深度开发红色旅游，是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知名文化旅游学者裴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申遗只是一个项目，总体思想是把红色旅游景区打造成“未来的世界遗产”，即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建设红色旅游景区、纪念馆、故居等，把它们打造成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
裴钰说，长征路线贯穿中西部，第一、二产业较为落后，旅游服务业发展处于“财政弱、引资难、项目少”的尴尬境地。红色旅游是高端的主题旅游，是以政务培训和接待为主的新型优势业态，是政府投资的重点，而申遗成功将大大刺激政府投资。长征路线申遗成功，产业增量是非常宽广的。
裴钰算了一笔账：2005年至2010年“十一五”期间，国家共安排红色旅游专项建设资金约80亿元。至2010年，红色旅游全年接待游客4.3亿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数的20%，年综合收入达到了1302亿元。预计到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年出行人数突破8亿人次，年均增长15%，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比重提高到25%；综合收入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长10%；累计新增直接就业50万人、间接就业200万人。
“如果‘十二五’期间，长征申遗成功，全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将远远超过2000亿元。”裴钰说，这个申遗项目覆盖省市多，利益共沾，能促进多方发展。
但长征路线的申遗，也被一些批评人士质疑：长征精神不需要世俗化、功利化的行为来贴金，“申遗”并不是其传承的唯一方式。这些人士指出，长征路线申遗的推进，应该有一个统筹性、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而不要追逐短期经济效益、旅游效益，被商业庸俗化、被商业利益所左右。
“意识形态不是问题”
这4年来所做工作，仅仅是申遗路上的起点。申遗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杭州西湖申遗，前后加起来就足有26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跨越范围大、难度大，是否会踏上“申遗”的“长征”？国家遗产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坦言，长征路线申报世界遗产面临诸多挑战，如怎样用世界遗产的语言来表达长征的价值、长征路线申报世界遗产的管理机制问题等。
而更多的人则担忧：长征的意识形态色彩，会不会成为其“申遗”的障碍？李后强亦认为长征路线要成为世界遗产最主要的障碍是意识形态。
“世界遗产的认定，选票不掌握在我们手里，需要理性务实对待。脱离世界遗产体系，或者改造规则，都是不现实的。长征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达到‘普遍性’，是最大的挑战。”李后强说。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亦表示，长征称得上人类人文历史的一个遗产，值得保护，只要国际上专家不戴过于政治化的眼镜来看它，“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不妨努力一下。”
“事实上，世界遗产评定，从来不回避意识形态，评定标准体系中就包含‘意识形态’因素。”裴钰认为，长征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但不是问题，反而可能是优势。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的世界遗产6条评定标准中，有两条为意识形态标准，即：可以表达人类观念的一个转变；与有特殊意义的世界或者现行的某种传统、思想或者文学艺术有直接关系。
目前，全球有3个世界意识形态遗产，一个是美国费城独立厅，1776年《独立宣言》和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此签署，这两份文件体现了民族独立、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等原则，197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一个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控诉纳粹蓄意种族灭绝思想，重申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197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一个是美国“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俗称“自由女神像”），其主旨是废除奴隶制度，实现公平自由和机会均等，198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以上3个例子，恰好揭示了意识形态遗产的“普遍性”，即一种思想意识，它应符合自由、独立、平等的普遍法则，在母国历史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价值，同时，它的影响力要超出单一国家范畴。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推动世界历史走进“新型政治”时期。
裴钰表示，长征所承载的思想诉求——即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人人平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从瑞金到延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作为亚洲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大事件，长征的影响力早已冲出国门。所以，长征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
而长征路线一旦申遗成功，将填补中国没有近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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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