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歧途
文/萧西之水
提到日本近代史，当然不能不提山县有朋。这位藩阀首脑创设日本军制，组建了一支军队，帮助日本接连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取得大胜，按说应该为本国国民所景仰。但1922年2月9日，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军人举行国葬之时，现场却来者寥寥。
山县有朋追悼会之前三个星期，另一位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大隈重信也办了追悼会，会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前来祭拜的民众队伍甚至排到了大街上，据说足有30万人之多，号称“国民葬”。
一个“国民葬”，一个“国葬”，恰恰少了一个“民”字。那日本的“民”为什么如此不待见山县有朋呢？
既然身处弱势，“自由民权派”自然要发动更多弱势的老百姓，以人数优势向政界对手施压。
明治时代（1868~1912年）的开创者，是一群地处日本边陲的“藩”，旧幕府灭亡之后，他们中的精英逐渐渗透进新政府的各个角落，由“藩”而成“阀”。其中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是日本两个最大的藩阀，山县有朋正是长州阀的首脑。
除了长州、萨摩，日本的土佐（今爱媛县）、肥前（今佐贺县）、福冈（今福冈县）等藩也参与到了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之中。但随着萨摩藩领袖西乡隆盛1873年下野，并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失败，紧跟西乡隆盛的土佐、肥前乃至一部分萨摩人马，大都政坛失势，长州阀在日本政界高层一统江湖。
失守政界高层怎么办？只能在民间接着搞了。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土佐、肥前那帮藩阀人马鼓动，日本九州、四国一带爆发了所谓“自由民权运动”，纷纷要求制定宪法、创设国会，打破长州阀垄断政坛的局面。大隈重信出身肥前藩，正是这一运动的带头大哥。
很明显，“自由民权运动”看似呼吁民权，实际上却是失势藩阀争取重返政坛的幌子。既然身处弱势，“自由民权派”自然要发动更多弱势的老百姓，以人数优势向政界对手施压。他们创办报纸，举行集会，在底层百姓中聚拢人气。他们推崇的幕末人物坂本龙马，也从一介二流政客摇身一变，成为倒幕维新中不可替代的杰出人才。
但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运作以后，当选议员的“自由民权派”人士，并没提出什么惠民政策，而是变成“国权派”，即强烈要求日本对外强硬，促使列强修改对日的不平等条约。从1893年底到1894年初，国会议员们内部吵得四分五裂，首相伊藤博文被迫在一年之内两度解散国会，并最终迎合强硬派论调，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
走到这一步，国权派不光是表达民意，而是在刻意“制造”民意了。
“功勋”卓著的山县有朋，身后也难免“民意”的漠视。
暗杀明杀 也是“民意”？
在被制造的“民意”驱动下，军部势力取代政党，将整个东亚推入绵延战火和巨大灾难之中，日本帝国自身最终也难免溃败投降之辱。
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临近尾声时，日本实际上已无钱再打，老百姓也因战事期间加征的重税苦不堪言。国权派却坚决主张继续作战，并在日俄停战当天（1905年9月5日）在东京街头大规模集会，打砸公共设施，引发其他各大城市的连串暴动，搅得国家一片混乱。
大正年间（1912~1926年），国权派从对外强硬的立场上转了回来，重提“打破长州阀垄断政坛”。与此同时，日本政党势力逐渐壮大，积极呼应国权派的主张。1913年，政党人士在国会上大肆批判藩阀擅权，一度发动2万余人在会场外聚集，逼迫首相桂太郎下台。
到了1918年，日本因米价波动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史称“米骚动”。不久，藩阀首相寺内正毅宣布交班，立宪政友会领袖原敬组阁，建立了近代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府。
老资格的山县有朋是桂太郎与寺内正毅背后的主子，也是国权派与政党人士的共同敌人，更是“民意”的共同敌人，难怪他的国葬无人问津。
然而原敬等政党人物登上执政宝座后，其外交政策却与声称代表“民意”的国权派的强硬态度不符，后者进一步右倾化，直至与军部勾结在一起，对政党人士搞起了暗杀。先后遇刺身亡的首相包括原敬（1921年）、滨口雄幸（1930年）和犬养毅（1932年），连皇太子裕仁也在1924年遭遇过刺杀，总算命大，侥幸逃过一劫。
在被制造的“民意”驱使下，日本以政党政治替代藩阀，这看起来是个好结果。但同样在被制造的“民意”驱动下，军部势力取代政党，将整个东亚推入绵延战火和巨大灾难之中，日本帝国自身最终也难免溃败投降之辱。对于“民意”，尤其是被别有用心制造的“民意”，真的要提高警惕才行。
作者为新锐日史作家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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