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的《修女艾达》(《Ida》)拿到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已经有太多的文章谈到电影的影像有多牛,画面致敬了哪些大师。作为一个外行,在这方面我对电影的感觉就是,《修女艾达》几乎每一帧画面都可以用来作为电影的海报。我想说的是,如此美妙的影像之下,却是几许癫狂的岁月,一段肮脏的历史。
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波兰。孤儿艾达自小在修道院长大,在正式宣誓成为修女之前,院长让她去找她的姨妈旺达,搞清自己的身世,“了却尘缘”。旺达赫赫有名,人称“红发旺达”,曾是红色政权的检察官,过去手握生杀大权毙人无数,现在掌握大量资源风流潇洒。
旺达是个冰冷的独行侠,过去就明确拒绝收养艾达,如今她道出了艾达的身世,也算是说明她心若寒冰的原因。那就是她们一家是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屠杀殆尽。杀害她们的不是纳粹党徒,也不是出于某种意义上的宗教审判(波兰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与犹太教势同水火;作为犹太人的艾达不知自己的身世,在电影中她皈依的应该是天主教),而是同为战争受害者的最普通的波兰农民中的人。
电影不是瞎说。2000年,历史学家扬·托马什·格罗斯出版了《邻居: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灭绝》。这本书记录了1941年发生在耶德瓦布内镇的屠杀犹太人事件。
小镇位于波兰东北部,二战前有3000多人,70%是犹太人。战前犹太人与波兰人和平相处,血雨腥风从1941年6月23日德军的到来登场。在纳粹灭绝犹太人政策的大背景下,有波兰人,当然开始是一些宵小之徒,戕害犹太人。1941年7月10日,8名盖世太保来到小镇,与镇政府代表讨论如何处置犹太人。书里说当时在场的波兰人竟一致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波兰木匠认为镇上工匠太多,必须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拒绝了德国人每个工种留下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建议——在正常社会秩序下每个人心中严密包裹甚至是自动屏蔽的邪恶念想,借着疯狂的意识形态号召粉墨登场,一场大屠杀旋即开始。波兰人用“坑埋、火烧、棍打、刀杀”等方式屠戮犹太人,包括儿童、妇女在内的1600名犹太人被杀。
这个账不好认。波兰总统声称要对此进行调查。主事者伊格内图四处寻访那些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并到书中提及的埋尸地点挖掘。在其中一个地点发现了巨大的坟墓,并找到了50多具白骨,但并无书中描述的近千具尸体。同时伊格内图要调查在大屠杀发生时纳粹军队是否在场,他认为当时即便只有1个纳粹军人在场,《邻居》中的指控也不能成立。经过1年的调查,伊格内图称没发现任何有纳粹军人在场的证据。
波兰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之后出了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耶德瓦布内附近》。报告指出波兰人曾在24个地点对犹太人进行了至少30次屠杀,并最终将死亡人数确定为1000人左右,其依据主要是1946~1958年的调查报告、审判记录和幸存者的口述记录,算是坐实了这个指控。最重要的是,报告的主编马奇切维茨也说到:“并非所有暴行都是受到纳粹行为和宣传的鼓动。”
更叫人震惊的是,同样的事情战后也在发生,而且在动机上遵循与之前一样的逻辑。波兰政府将战时逃亡的犹太人的房屋、土地分给了波兰人。二战结束后,幸免于难的犹太人重返家园。但是已经分到财务的波兰人害怕犹太人索要财物,于是对犹太人再开杀戒。上面的这种行动逻辑持久延续——在《修女艾达》里,艾达想要找到埋葬父母的地方,当年参与其事的波兰人说,只要你不要回你的房子,我就告诉你地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5到1946年,克拉科夫等地发生了至少50次杀害犹太人案件。有意思的是,克拉科夫是波兰的学术、经济中心之一,文化艺术事业相当发达,“天堂”疯癫若此,地狱血腥几何?
如果说战时波兰平民对犹太人敢下杀手是因为有纳粹灭犹的大背景,那波兰“解放”之后呢?那些普通人为什么敢于击穿社会规则的底线,用屠戮的手段“保卫”自己的抢劫果实?宏观的原因稍作比较就可以得出几条,比如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凌驾法律之上的“领袖”乾坤独断一呼百应;集体行为能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弃法律为敝履,却又无法避免个人动机掺杂其中。这些都是常人作恶的催化甚至是“诱惑”,正如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里,多少牟利的私心借公有化之名行事,最终留下累累白骨。
世事的吊诡还不止于此。《修女艾达》里说“红发旺达”战后做了人民检察官,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个绰号是波兰“地富反坏”的尸骨支撑起来的,这个犹太人杀起波兰人来也绝不会手软——极端意识形态当然要对各种镇压和肃反中的扩大化负责,但谁又敢说其中没有旺达宣泄私怨的成分呢?
艾达和旺达最终找到了埋葬亲人尸骨的地方,其中一具是旺达的幼子。她问当年的当事者说孩子当时恐惧与痛苦吗?其实对旺达来说无须多此一问。那种场景,她高高在上时见过无数次,面对波兰人的恐惧与痛苦,旺达自有一番感触。也或许正是这种分裂,让多年来一直用高冷做挡箭牌的旺达在戳破窗户纸后最终选择了自杀。狂热掩埋人性,仇恨制造仇恨,极端体制之下没有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