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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介绍了2015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有关情况。管涛表示,进入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延续不平衡的温和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继续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内经济运行稳中趋缓、稳中有进,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一季度跨境资金流动振荡进一步加剧。
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振荡加剧,近期各项数据显示我国面临一定的资金流出压力。
在发布会上,管涛称,当前确实存在资本流出的现象。一季度进出口顺差1237亿美元,而银行即期和远期结售汇逆差为1200亿美元。因此,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与去年二季度情况类似。
管涛表示,“今年一季度外汇呈现外流趋势,但是当前的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并非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
“首先,这种调整是可预期的,反映了市场主体顺周期的财务运作。尤其是3月份,在外贸顺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当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脉冲式放大。其中,绝大部分交易都有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背景。实际上,一季度,我国出口收入与出口额的比率是100%,这个比率甚至比前两年资本流入高峰期的平均收汇率还高出8个百分点。”管涛说。其次,这种调整是可解释的,资本流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藏汇于民和债务去杠杆化。
再次,这种调整是可承受的,当前外汇市场运行依然平稳且总体符合调控和改革目标,总体来看,外汇是平稳运行的。
日前,IMF在春季年会提出,美元最近涨幅可观,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并警告称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市场“超级缩减恐慌”。与会记者对此表示关注。
管涛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示的这种溢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前期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借债,特别是举借美元债务较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更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外汇局对此也一直高度关注,并密切跟踪、评估其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尤其是对外债务安全的影响。
管涛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但迄今冲击总体有限。历史上,美国加息、美元升值是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重要诱因。2013年年中,美联储释放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触发了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但我国仍然延续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格局。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性退出,到年底完成了停止购债的操作,这给新兴市场带来新一轮冲击,我国也受到一定影响,跨境资本由年初的流入转为流出,但没有改变全年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格局。
此外,据管涛介绍,我国在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方面作出一些有益尝试,去年年底成立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占65%。未来,外汇储备管理将不断尝试多元化运用的新举措,既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同时也将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管涛分析认为,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呈现振荡走势。一方面,如果导致一季度资本流出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未来可能促使我国延续跨境资本流出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以及国家微调措施逐步见效,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保持合理增长动力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海外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形成重要支撑。从外部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总体较好,但近期一些经济指标表现尚不稳定,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元汇率走势都有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振荡加剧,近期各项数据显示我国面临一定的资金流出压力。
在发布会上,管涛称,当前确实存在资本流出的现象。一季度进出口顺差1237亿美元,而银行即期和远期结售汇逆差为1200亿美元。因此,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与去年二季度情况类似。
管涛表示,“今年一季度外汇呈现外流趋势,但是当前的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并非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
“首先,这种调整是可预期的,反映了市场主体顺周期的财务运作。尤其是3月份,在外贸顺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当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脉冲式放大。其中,绝大部分交易都有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背景。实际上,一季度,我国出口收入与出口额的比率是100%,这个比率甚至比前两年资本流入高峰期的平均收汇率还高出8个百分点。”管涛说。其次,这种调整是可解释的,资本流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藏汇于民和债务去杠杆化。
再次,这种调整是可承受的,当前外汇市场运行依然平稳且总体符合调控和改革目标,总体来看,外汇是平稳运行的。
日前,IMF在春季年会提出,美元最近涨幅可观,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并警告称美联储加息可能引起市场“超级缩减恐慌”。与会记者对此表示关注。
管涛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示的这种溢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前期在国际市场上大举借债,特别是举借美元债务较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更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外汇局对此也一直高度关注,并密切跟踪、评估其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尤其是对外债务安全的影响。
管涛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但迄今冲击总体有限。历史上,美国加息、美元升值是新兴市场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的重要诱因。2013年年中,美联储释放了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触发了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但我国仍然延续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格局。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性退出,到年底完成了停止购债的操作,这给新兴市场带来新一轮冲击,我国也受到一定影响,跨境资本由年初的流入转为流出,但没有改变全年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格局。
此外,据管涛介绍,我国在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方面作出一些有益尝试,去年年底成立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占65%。未来,外汇储备管理将不断尝试多元化运用的新举措,既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同时也将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管涛分析认为,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呈现振荡走势。一方面,如果导致一季度资本流出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未来可能促使我国延续跨境资本流出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以及国家微调措施逐步见效,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保持合理增长动力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海外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将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形成重要支撑。从外部看,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总体较好,但近期一些经济指标表现尚不稳定,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元汇率走势都有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