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水利部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提出，除法律、法规、规章特殊规定的情形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一律向社会资本开放。
根据国家三部委的这个文件，第一批试点项目包括四川省李家岩水库、重庆市巴南观景口水库、广东省韩江高陂水利枢纽、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等工程。在这一领域，中国将探索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公平公正公开选择投资经营主体、完善政府支持政策、政府服务和监管方式方法。
过去几年，浙江温州等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曾经尝试以多种手段吸引社会资本（民营资本）进入医疗等公共服务，尝试在医疗卫生体制等领域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由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有限性（根据未修改之前的《立法法》，有些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地方性改革难以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其效果非常有限。有时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地方政府期待社会资本更有作为的愿望。
由于国有资本在中国社会各领域既有主体地位又有强大的主导力，在各领域的投融资方面，民企无法进入或者很少介入。国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大型民用型公共服务，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国有资本主导的、表现为行政性信贷模式和行政化投资的投融资格局。很多时候，低效率和浪费在所难免（例如国企的银行贷款在投资失败后会以某些手段免除）。
结果是，社会资本盲目进入一些看似利润很高、实际导致“庞氏骗局”的产业或领域。例如浙江资本疯狂炒房、炒大蒜。社会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造成一些城市产业空心化。一些民营企业主甚至纷纷移民。从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等层面来说，这种受限，导致了中国社会资本里到处是暴发户型的“大老粗”，很难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凡是行业性的改革，都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过分依赖国有资本，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伤害，使得“改革”长期处于“概念股”状态。
只有落实医疗、文化和教育等各领域的投融资改革，国有资本才可以说是一个自由市场中经历了充分竞争、能够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承担最终责任的正常资本。
总有一天，中国的国门会进一步打开。总有一天，中国的国企会发现在饱和的国内市场之中几乎无利可图而必须走出去。不要让国有资本成为鸟笼里的特权者，而是要让国有资本长出雄鹰式的体格展翅上腾。只有当社会资本在中国自由市场的“鲇鱼效应”充分发挥之时，中国经济才能内部有活力、外部也绝不惧怕西方一流资本的竞争，才能说是整体上健康的。
改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加速对外开放。国内社会资本不让进入国内基础建设和基础服务，走向世界的中国国企就会成为“无根之萍”。因为，“一带一路”等沿线国家，有些国家虽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其体制却是充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即便另外一些经济体市场化自由化不高，但它们的政府不太可能优先保护中国的国企，而是会以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优待本国国企，或者出于国家利益等因素相对优待西方资本。更何况，中国国企走出去还不仅仅是走入发展中国家，还要走入西方世界直接和发达国家竞争。
由此来看，国内“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的各种政策的出台和相关性的改革的落实，是多么地必不可少。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的投融资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是中国“以开放促进改革”战略胜利的保障。
投融资体制改革如此重要，当我们赋予了其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价值确认，不是说关于民企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就不是基础性的和战略性的。而是说当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增量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的今天，“存量改革”应该和“增量改革”同时进行，让它们彼此促进、彼此成全，从而让改革最后真正“深入”下去。
具体到国家的民企政策，在大方向上，在改革的价值观方面，让民营企业在国民待遇中自由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动选择，也理当成为中国的现实。
这是一个基于对“全面深化改革”而有的新期待。这个期待的核心内容是，当这样的国民身份已经成为制度性事实的背景下，社会资本可以而且应当影响和参与国家更高层面的决策。这涉及社会资本的公共表达机制。例如在政府的财经政策决策方面，在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有更大的、且相对体系化的话语权，让其声音能制度性地被决策者垂听，让中国决策品质进一步科学化、专业性。
作为“国民待遇”这个硬币的另一面，这是国家投融资改革的配套措施。
由此，虽然看似姗姗来迟，《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来看，中国社会资本的春天已经来临。不仅水利建设，民办教育的春天正款款而来。
即便对理性的投资者来说，国家政策的春天从来未必是利润的春天。既然改革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如此清晰可见，我们应当在信心中确认这一春天已经来临。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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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