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话题：亚投行是中国崛起的标杆事件

随着申请加入亚投行日子的截止，美日是仅剩下的两个未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主要经济体。目前，亚投行的“朋友圈”已达52个，囊括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和几个亚洲盟友，超出了早先估计的35个，可谓超额完成创始任务。

如果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前年倡导成立亚投行时，国际舆论多少对此还有些不屑一顾，那么，它现在受到热捧的程度，很大程度说明，中国崛起的速度及由此带来的对国际秩序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多数人的预估，甚至包括中国自己。

据悉，在今年1月时，G7还达成了不加入亚投行的共识，但是，当英国不顾美国反对及国内外交部门的不同意见，决定向中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后，不仅其他六国惊愕，中国也大感意外。不论什么原因促使这个老牌帝国作出此项决定，随后的骨牌效应显示，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政策议程的能力正在下降，国际秩序正加速洗牌，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或许从这一刻开始。用外媒的话讲，已经习惯于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美国或许低估了中国及其庞大现金储备的魅力，它不得不罕见地必须准备应对一个自己不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多边机构。

亚投行是中国初步试水倡导国际多边机构议程和规则制定的一起标杆事件。中国一开始或许没有要颠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明确意图，用官方人士的话说，中国只想和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形成互补，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而中国正好有这种能力提供。但在美国看来，亚投行会成为中国撬动国际金融秩序、挑战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工具。这当然是华盛顿不能容忍的，所以在无法阻止亚投行后，只有力图“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以此削弱亚投行的影响力。然而，这也正凸显了该机构对中国的意义。

过去，包括改革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近几年来，中国从跟随者的角色进入到参与者的角色，虽然在国际秩序的塑造中开始发挥作用，有时这个作用也很重要，但还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亚投行的成立，第一次表明中国从参与者进入到领跑者和形塑者。这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一个质的变化。若从历史来看，更能清楚地显示这一点。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受到乾隆皇帝接见，但却对后者没有行跪拜之礼，这一行为带来的影响是长远的，它不仅是两个帝国、两种文明的碰撞，更预示着中国的衰落从此开始。这一衰落，时间长达两百多年，直到本世纪，中国才真正崛起。而标志性事件就是亚投行。

所以能有此种质的变化，根本原因当然取决于中国30多年的经济建设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硬实力，但也与对硬实力的运用有很大关系。单有实力而不能正确地使用实力，也是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总量和工业产值就已超过英国，但美国并未匆忙地挑战英国霸权，而是利用两洋的地理特点，实行门罗主义，把自己的实力局限在美洲大陆。中国在过去20余年，不论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还是对外关系上，也恰当地使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后者而言，这个比较优势就是庞大市场。

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向经济建设，摒弃了意识形态外交，而转向务实、理性的经济外交。过去20余年，中国外交的主题，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需要互利共赢，需要韬光养晦，所以，无论是领导人的出访，还是外交人员，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寻求经济合作，只不过在过去把重点放在招商引资上，如今把重点放在开辟稳定的能源渠道和推销中国产品上。而贯穿其中的主轴，是中国庞大的市场。13亿人的市场，是任何一个想进入中国的企业和国家都不敢、不能忽视的。中国也利用这个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积累起了巨大的外汇储备。

亚投行的职能，是为亚洲基建提供融资。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外储和基建经验这两大优势，将中国的产品、技术和标准行销出去，打入亚洲国家的市场，使他们和中国能有更紧密的联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这样做即使不能使双方成为朋友，也能减少敌意。

在这里，经济还是外交目的，只不过是从过去的引进来，到现在的走出去。但这样一个转变要求中国调整经济外交方式，重点突出金融外交，这是因为，金融作为外交手段，不仅是提供融资的需要，还能撬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日等长期霸占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行人选及不愿减少表决权的情况下，中国清楚，要直接从内部打开这几大机构缺口，让它们让渡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几乎不可能，但中国可以倡导组建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一方面，它和现有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形成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也会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对后者产生挤压效应。

由此导致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如果不向中方等新兴国家开放更大话语权，目前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很可能会失去更多市场乃至主导地位，从而对现有既得利益者也非好事。

中国的这种策略可称之为“边缘—中心”战略，它来自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启迪。中国改革就是从边缘（边疆）入手，放开对非公经济的控制，开放四个沿海经济区，先发展增量，培植和厚固边缘利益，再在时机成熟时，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倒逼存量进行改革。所以学界也把中国改革称为增量改革。中国谋求国际经济治理权，实际采取的也是这个策略。亚投行先试水，若国际社会适应了亚投行的角色，中国再牵头倡导组建其他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那么，国际金融体系就会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态势演变。

而之所以先成立亚投行而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有一个因素，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由五个金砖国家发起成立，给人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看作要挑战现行国际金融秩序，而以中国和其他四国的力量，现在尚无如此实力，中国现阶段或许也未必有如此意图。亚投行则定位于亚洲，传统上，亚洲尤其是东亚，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能力也能够影响亚洲。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成为全球大国之前，都先有一个做地区大国的“热身”阶段，美国是这样，中国亦不例外，这是积累国际治理经验的需要。

因此，亚投行启示我们，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必须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方围绕亚投行的博弈和解读太过政治化，太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这对这家尚未运行的地区多边机构并无好处。中国必须致力降低这种色彩和声音，回归其商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