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整整180年前，即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未来的“盐都”自贡创下一项足以载入工业科技史册的纪录：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燊海井（1001.42米），前后花费两年时间凿成。
位于今日自贡城以北大安区的燊海井投产后，曾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和黑卤（井盐的主要原料）14立方米，并设灶煮盐，可同时烧盐锅八十余口。
上回说道，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因太平天国战乱而实施的“川盐济楚”政策，让地处川南的自流井、贡井两大盐场因祸得福，盐业生产实现爆发性增长。时势固然能造英雄，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井盐开采工艺和能力独步天下，当是“盐都”赖以成名的秘技。
千米深井 百载不衰
要知道，当年开凿燊海井时盐工们所采用的，仍然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即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以木制大车为绞车，篾索为牵引工具，推动铁制锉头反复向地下钻进。
而自1733年有名的“飞梭”面世以来，英国的工业革命至此已进行了一个世纪，瓦特蒸汽机之类划时代的动力机械发明，更让英国的采矿业突飞猛进，年产煤炭数千万吨。但自信心爆棚的大英帝国工程师们，没想到还是被“土法炼盐”的东方同行占了先机。
燊海井凿成不过四五年后，在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夷”的坚船利炮面前，堂堂大清王朝的土枪土炮竟不堪一击。两相对比，人们就更能体会到，“世界第一深井”出现在偏僻的西南内地，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从技术上说，盐井只有达到一定深度，才能开采深埋特定地层下的黑卤、岩盐和天然气。继燊海井突破千米井深后，清咸丰年间，自流井与贡井盐场一带的盐井，便普遍达到千米以上，光绪年间（1875~1908年）凿成的长发井，深达1045米。
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的那一年，前来自贡地区投资的陕西盐商，动工开凿号称“古今第一火井”的磨子井。所谓“火井”，即天然气井。磨子井1855年凿成之时，出现井喷和大火，头一天喷气量估计就达100万立方米以上，正式投产后，日产气约15万立方米，可供数百口盐锅煎烧。该井堪称自贡地区在世界上率先大规模工业性开采天然气田的象征，一直到1936年才停产，前后长达80年。
比磨子井“气”更长的，是位于贡井地区的东源井。它是一口以天然气为主，兼产卤水的气水共生井，自1892年投产以来，高产稳产超过120年，累计采气约7亿立方米，至今每天仍产气近1.6万方，连地质学家都为之惊叹。
与燊海井相比，晚了近一个甲子的东源井，已转而采用“机械顿钻凿井法”钻成，据说这项技术清末投入使用时，同样居于世界前列。可见近代以来，一度笑傲江湖的自贡井盐开采工艺，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名副其实的与时俱进。
水丰火旺 自贡制造
俗语云：水火不相容。但四川井盐业素有“水丰火旺”之说，天然气与卤水共存一井，“以井火煮井水”而得井盐，大大节省了燃料费用。这大概也是生产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四川井盐，能在非常时期与两淮海盐一争高下的原因所在吧。
汉代以来，成都西南的临邛“火井”长期是四川井盐的生产中心。西汉扬雄、西晋左思、南朝范晔等著名文人，都留下了关于“火井”的辞赋和记述。明代中叶以后，自流井气田得到开发，清初更有后来居上之势。连兴趣广泛的乾隆皇帝都注意到：“火井昔著于临邛，今则富顺山中尤甚。”富顺就是指今天的自贡一带。
清中叶前后，自流井及贡井盐场相继开凿深井，由于井深增加，配套设施自然相应变化，特别是俗称“天车”的采卤井架，比明代时大为增高。据盐业专家称，那时候的采卤“天车”，其主体以数百根质轻、滤水性好、耐腐蚀的杉木排列捆扎，在空中交接组合而成，安装有称作“天滚”的定滑轮。整座井架平放井口，荷载、抗震和抗腐蚀能力都很强，后来被西方学者称作“A”字型塔式井架，也是井盐科技史上的奇迹之一。
井盐生产一线的盐工们，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煤矿工人，劳动强度高、危险性大。为确保盐井钻凿和采卤作业的顺利进行，以自流井地区为代表的能工巧匠们，还摸索创造出一系列修井和处理各种不同井下事故的专门技术，如补腔（修补井壁空腔）、打捞、修治木柱和淘井等，工具之精妙、方法之奇妙，不一而足。
盐业工匠们经年累月的种种创新，使自贡地区事实上成为清中叶以来四川及全国井盐生产的技术中心。如果不是这样，咸丰初年清廷为应付危局特批“川盐济楚”政策后，自贡各个盐场也不太可能脱颖而出，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创造千米深井世界纪录的燊海井，到了180年后的今天，仍在产气煮卤，一袋袋新鲜出炉的“燊海盐”，让人得以缅怀往昔那段创新能力持续勃发的光辉岁月。可惜的是，类似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整体迟滞的时代的中国人身上，难得一见。
“群嚣贯耳 黑云遮天”
自贡盐业乘势而起，规模扩大，盐场内部分工也日趋细密，日常生产已由简单的协作，过渡到各有明确和复杂技术分工的协作。如光绪初年，自贡有井户1700多家，一口日产百担盐以上的卤井，井上工人即需40人左右，分为十余个工种；设锅30口以上的灶房，也需要三四十名工人。还有“掌柜”“经手”“管事”“外场”等中层管理岗位，生产组织相当严密。
此外，还有一种笕号，专门负责以竹制管道将卤水从井场运往灶房。19世纪80年代，自贡盐场形成了垄断卤水运输的十大笕号，每日输送卤水近一万担。
时人曾对自贡的盐井工场有如下描述：“气上冒，声四起，于是非战而群嚣贯耳，不雨而黑云遮天。”读之仿如身临其境，不能不为之动容。
自贡盐场内部的井、笕、灶“分道扬镳”，本来附属于盐场的一个个辅助小作坊，如竹木、篾索、冶铁、煤炭及油麻加工等，也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行业。竹木、篾索主要分布在自贡本地。到清光绪、宣统年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篾索工场上百家，每家雇工人二三十人到七八十人不等，全行业达4000人，年产篾索约50万公斤；有20多家竹厂和30多家木厂。同时，牛骨、牛角加工与铁匠铺、木工作坊等规模更小的行业，更是遍及自贡的大街小巷。
尽管以现代城市人的眼光来衡量，上述行业免不了带有乡村手工业“土里土气”的明显烙印，但那毕竟是19世纪晚期的西南内地，西风远未东渐，自贡井盐业几乎以一己之力，构筑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造福地方经济民生，实属不易。
当然，最重要的是，自贡盐场还出现了一批同时拥有井、笕、灶、号，兼营井盐生产、运输、销售的盐业家族和资本集团，往往富甲一方，拥有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白银以上的资产，其中又以四大家族，即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和颜桂馨堂，最为有名。
关于这些了不起的“自贡商人”的财富故事，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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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