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掀起滚滚险恶狂涛，
一落一涨，三层叠垛，
波光闪烁，
——埃斯库罗斯《七雄攻忒拜》
生命只有一次，从贩夫走卒到豪门贵胄，皆是如此。
1969年5月12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正值中国“文革”，尼克松问李光耀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光耀的直接信息来自广东福建的探亲华人，他说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他试图在瓷砖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他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最后，李光耀对尼克松总结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这一名言后来被尼克松引用，相关信息多少也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埋下隐约伏笔。
时移事往，如今李光耀也用尽了自己的一生一世。2015年3月23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新加坡去世，享年91岁。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城邦国家，李光耀是当之无愧的“城邦舵手”，那么李光耀的遗产如何评价？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之路有什么启示？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何去何从？……如果说李光耀的离去代表了一个好时代的结束，那么他的时代不仅仅是新加坡崛起的年代，更是强人政治的年代，是毛泽东、尼克松、撒切尔夫人、里根、邓小平的时代。
对于民众来说，历史仍在继续，新加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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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14世纪时新加坡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181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之后新加坡兴起独立运动，但其独立之路也漫漫修远；到了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才有了新加坡这一国家。李光耀自己就在几十年中唱过四首国歌，从英国的《天佑吾皇》到日本的《君之代》，再到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才是新加坡的《前进吧，新加坡》。国歌背后对应着新加坡政坛气候变化，加上建国之后国际国内各类斗争，李光耀晚年都怀疑自己如果知道日后的风险，是不是还会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满怀热诚地踏入政坛。
历史不可假设，但是李光耀以及他引以为傲的战友以及部长们，仍旧在探索中走出了新加坡的经济之路。
20世纪也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经济学家们挥舞着各类政策药方，似乎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一会儿强调资本积累，一会儿强调工业化，一会儿强调计划重要，一会儿又强调自由放任……在一次次试错中，有的经济体起飞了，有的起飞又跌倒，有的跌倒又爬起来，新加坡却是其中翘楚，不仅从一个东南亚小渔村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人均收入从建国之初512美元到目前超过5万美元，甚至高于美国。经济起飞构成新加坡奇迹的基础，也成为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动党的合法性来源，使得新加坡以弹丸之地而享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那么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构成要素何在呢？这是本文笔者更感兴趣来谈论的话题。
对照新加坡的案例，事后来看，李光耀们是站在冷战后成功的一面，他们当年也做了锐意进取的各种实验。当新加坡1965年独立的时刻，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亿新元，人口不过200万，国土面积只有数百平方公里，资源短缺，甚至水也仰人鼻息，安全问题上也不得不依赖马来西亚的克制和英国驻军的推迟撤退。
1965年的李光耀认识到新加坡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这一感叹并不夸张，新加坡所在的东盟之中，以往的秩序维持者英国的地位在逐步下降，其基地撤退的时间不晚于上世纪70年代，同时更有马来西亚激进派主张严厉打击新加坡，加上印尼和新加坡对抗导致贸易停止，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对比之下，即使与新加坡最类似的中国香港，也可依赖中国内地作为腹地而兴旺发达。
心脏没有躯体如何供血自养？在争取新加坡获得承认以及保卫国土之外，李光耀自认最头疼的问题是经济，也就是让民众得以存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光耀核定了生存原则，“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李光耀以及其下属的基地经济改用局、经济发展局等机构，用尽一切方法促进投资，一方面是学习以色列经验，绕过周围临近国家的包围直接和欧美日等发达地区挂钩进行贸易，包括大力引入跨国公司。当时第三世界普遍将跨国公司看做压榨者，但是李光耀和吴庆瑞（李光耀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副手）等却没有受到这一教条影响，他们认为新加坡没有资源可以供跨国公司“剥削”，甚至也没有廉价的人力资本，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适用于中国或者越南，但是并不适用于地小人稀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李光耀决心在第三世界打造第一世界的“绿洲”，使得新加坡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达到一流水平，成为各类专业人士的基地。这一策略也配合教育、公共安全、交通等保障。
没有一本书可以教会这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他已经下了决心，他的结论是新加坡必须与众不同，在强敌环视中非取得成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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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故事新鲜吗？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起飞的定义，就是人均收入的的持续增长，而这一过程依赖于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的起飞故事其实最早发生在英国，然后是西欧以及美国，在亚洲先行者是日本，随后也发生在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身上（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对应今天则是中国以及印度。
经济学家蒋硕杰认为台湾经济政策作用很大，他在谈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时如此说道，“总而言之，过去二十或三十年来，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快速经济发展，并非使用奇诡的经济策略所达成的。他们只是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所指示的合理政策而成就的，在如何完成经济起飞方面，四者的发展经验实在有足供其他的开发中国家借鉴之处。”
事实上，李光耀一生不断访问，他也从竞争对手那边不断学习，港台经验对他非常重要。李光耀自称从1973年到1990年，每年会访问台湾一两次，中间也必然造访香港，他不仅看到了台湾经济的80年代的高速增长，也看到台湾在90年代进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香港生活水平的提升也给他很大激励，“他们能够做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够做到。”
新加坡的成功不仅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也是不断试错学习的成功，李光耀不仅留意竞争对手动态，每次科技进步，新加坡也跟进，他在晚年还在痛苦学习电脑，这也是新加坡与其他亚洲奇迹的经济体后来路径不同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原本扮演的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这一角色在其独立后面临丧失可能，新加坡在改进中试图继承并重塑这一历史角色。直到今天，新加坡不仅是东盟的入口，更是一个世界经济的连接点，链接了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这正是新加坡在全球化的独特定位以及绝佳价值——商业正是通过交换，才得以兴旺，新加坡的秘密，就是提供一个交换平台，如果这个平台要竞争过别的平台，就必须更高效更灵敏。
对于新加坡起飞的故事，习惯中国速度的读者大概觉得熟悉，事实上新加坡以一个城邦国家的力量不仅影响自身，也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变革路程。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一方面感叹于新加坡的成功，这间接导致了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张开，邓小平曾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曾感叹如果中国像新加坡那么小，事情或许就容易得多。
国家规模差异确实导致一定差别，但是从根本意义而言，也无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而言，新加坡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制度演进的胜利。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完美政治归于三要素，即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的平衡，对应新加坡的案例来看，一方面是延续英国遗留的法治传统，另一方面是廉洁高效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调试。治大国如烹小鲜，李光耀对于新加坡治理可谓且行且学，且学且改，从人口、教育、法律到产业等等，新加坡的治国者关注世界，不断调试，只求做事正确，不问政治正确。
3
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经济体的高速追赶一度在上个世纪喧嚣不已，从日本第一到亚洲价值观等解释层出不穷，新加坡也被裹挟其中。
反对声音也一直存在，甚至也被历史证实。亚洲奇迹之中，各经济体往往依赖高强度投资，虽然经济增速向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不大，这也意味着经济的技术含量不高，这也是90年代初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看衰亚洲经济奇迹的原因。事实果然如他预测，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经济遭遇重创。显然，此次危机并非亚洲价值观的失败，而是从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的过度举债加上资本自由化管理不善等诸多失误的后果。
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难以置身事外，但对比泰国、印尼等邻国，算得上有惊无险。随后新加坡重新塑造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大幅度的经济产业调整。事实上，新加坡的产业转型一直在进行之中，一共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独立之前是劳动密集阶段，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这也是当年流行的策略，事实证明并没有效果。1965年独立之后，新加坡步入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劳动密集型转型，这是新加坡经济起飞的重要阶段。70年代新加坡把外资政策调整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也适应自身特点，创造就业，随后在80年代更是力图进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化，90年代则培育服务业，2000年之后开始进行知识密集型转化。
独立后不到三十年，到了1997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第八，迈过了很多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序列，如今人均收入更是已经超过美国。今日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的商业中心，更是全球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风头甚至有盖过中国香港的趋势，在财富管理方面则直追瑞士。
上述几次调整之中，可以看到新加坡产业政策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经济增长维持了后劲，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升。对于一个城邦国家来说，船小好掉头是真的，运气好也是不容否认的原因，而其中新加坡的政治、教育等制度确实保证了高素质人才治国的制度化，这也符合李光耀的一贯理念。
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规模无法和中国台湾、韩国对比，看起来和中国香港类似，但是李光耀洞察二者的本质差别：中国香港不是国家，民众和政府之间没有契约，人人依赖自己，而新加坡则是一个国家，民众依赖政府，不仅胜利者需要，失败者也需要，所以最终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其实走入不同的路径。
新加坡的道路，未必是最好的方式，却是李光耀等务实主义者最现实的路径，他也塑造着国家和国民性格。他表达观点不考虑政治正确，只考虑结果正确；他号称不在乎外界评价，却与国际媒体诉讼不休，甚至往往以限制发行量使得对方屈服；他说只在乎选民看法，甚至不无庆幸地表示“还好我们的人民和政府一样讲求实际”。
但是时代在变，贫富差距和小政府与中国腹地优势成就了中国香港的竞争力，却也埋下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因子。至于新加坡，在经济增长之中，人人安居本分，但是年轻一代是否能够接受上一代人的“讲求实际”的命运，一切尚在未知之数。昔日“经济动物”的中国香港今天尚且如此，何况互联时代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如果新加坡在下一次经济浪潮中失去领先优势，其合法性如何寻求？
新加坡堪称现代城邦国家的典范，这也是李光耀念念不忘的一点。他和儿子李显龙都多次表示城邦国家的生存记录并不好，所以新加坡的领导层以及政策多少也给人紧张感，或许是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进取心，适当保持不安全感。世代如落叶，李光耀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大部分任务，至于身后诸多事，能否照拂得到，完全得看这座城市的运气以及学习能力。李光耀对此并非没有认识，他也曾经说新加坡岛不会消失，可是作为能走自己的路在国际扮演角色的主权国家可能会消失。
说完经济，来谈政治。李光耀这样一个争议性政治人物的去世，必然引发关于制度的诸多讨论，但是基本而言，今日新加坡的政治框架得以制度化，不会因为李光耀的离开而瞬间分崩离析，至于离心离德则可能难以避免，而现代公民社会的自我觉醒本来也意味着对于虚无集体的摒弃。新加坡政治制度不能简单以民主和非民主来界定，新加坡迄今为止，其一党独大的格局本身有其民众基础，其精英治国的理念已经得到体制支持，而其威权性质也是在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换言之，李光耀最为人争议之处，在于他打压异议人士及反对党，但即使如此，首先也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打压对方，多数情况没有人身伤害以及连坐亲属——即使李光耀是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强势人物，在与政治对手的博弈之中也是他强势主导，但这一博弈本身并非毫无规则可言，尤其对比同区域不少国家政治斗争而言。归根到底，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新加坡基本上符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各类规范，其提供的透明、一致、可预测性强的游戏规则恰恰是新加坡历次经济产业转型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这就是李光耀，一个城邦舵手以及他所缔造城邦的故事。李光耀说人要盖棺论定，其实很难，他很可能没有得到最公允的评价，这部分原因也在于他自己，他强势对待不同意见和媒体，最终使得关于他的传说与著述充满了不可比较性。
这是李光耀自己铺好的床，他最终得自己躺下去。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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