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千名儿童医生拥有量是中国的6倍 缺口约20万

今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考察时曾指出，当前我国儿童医疗保健资源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医护人员劳动强度高，儿童看病难仍较突出。

刘延东指出，要把保障儿童健康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优先发展的领域，结合深化医改，在“十三五”期间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儿科医疗体系，加强对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的扶持，加大儿童医学科研特别是疑难杂症疾病攻关力度，发挥其对提升县域和基层诊疗能力的辐射带动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儿科医生缺口大、公立医院差额拨款的体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科医疗服务的供给。

儿科医生缺口20万

我国目前儿科的医疗需求非常旺盛。根据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至14岁儿童约有2.2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6%；0至18岁人口约为3亿，占总人口的22.5%。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约2000万，相当于每4.15秒就有一个孩子出生。

而随着2013年底“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有专家预计，今后一个时期新出生人口每年预计增加200万人左右。

然而，与儿童人口数量庞大相对应的，是我国儿童医疗资源的紧缺。据《中国卫生年鉴》2012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儿科医生缺口逾20万人，儿科医院仅占医院总数的0.52%。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2家（不包括妇幼保健院）。

据了解，由于多数医学院校儿科专业停招，十多年来中国的儿科医生仅仅增加了5000名，中国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医生数仅为0.26名，而美国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医生数为1.6名。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儿科医学专业被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列入调整范围，从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招生。目前全国仅有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河南新乡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南华大学儿科学院等5家医学院校招收儿科专业本科生。

在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运营总监辛红看来，当初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办医的模式，优质儿科医生资源不足是原因之一。

而由于儿科医生工作风险高、工作累、压力大、待遇低等原因，在综合医院中的儿科医生转行做行政的情况也不少，这更加剧了儿科医生青黄不接的矛盾。

“取消儿科专业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缺口。我认为应该尽快恢复儿科专业，否则未来几年儿科医生的缺口将达到30万。”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就在1月8日“2015年全国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做报告时表示，“2015年，要鼓励有条件的院校恢复本科儿科专业招生。”而有消息称，教育部正在对此进行论证。

倪鑫认为，解决儿科医生匮乏的困境，还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考虑：一方面，教育恢复儿科专业；另一方面，儿科风险高，收入少，应该在儿科专业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上有所倾斜，提高专业的吸引力；同时，给予儿科医院更多支持。

“针对儿科医院的财政投入可以大于综合的三甲医院，这是一个引导效应。”倪鑫说。

但即便儿科专业恢复，根据目前推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培养一名儿科医生，至少需要8年时间。在倪鑫看来，在不能让恢复儿科专业发挥立竿见影效果的情况下，应想办法“留住人才”，提高医生的积极性。

投入不足削弱公益性

“财政拨款只占医院每年运营费用约8%，其他部分都要靠医院自身通过诊疗、检查、药费等实现‘收支平衡’。”倪鑫说，这种情况在三甲医院普遍存在。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13年倪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财政拨款只占医院每年运营费用的不足10%。而随着医疗成本的提高，医院的运营费用也不断上涨。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普遍实行的是差额拨款，即人员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其他费用自筹。

公立医疗机构有两部分收入来源，以维持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一是医疗服务，靠服务收费获得医保基金支付；二是财政补助，主要包括退休人员工资、基本建设项目、大型设备、公共卫生服务、对口支援工作等资金。

“每年纳入财政预算支出运行资金就这么多，医改后，医院的大型建筑、大型设备都是财政拨付，但人员经费实际上是最重要的。目前财政拨款只能保证人员的基本工资，绩效还需要靠医院运营产生。”倪鑫说。

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儿科医院，近几年全国各地不少综合医院的院长都有反映财政拨款不足的声音。

早在2011年，海南省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王宇田就表示，拨款额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到3%，希望医改可以解决。

有观点认为，现行的公立医院差额拨款的体制，实际上削弱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在评价“公私合营”模式时曾表示，应该反省为什么社会资本愿意与公立医院合作：“是否说明我们国家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强呢？不然，公立医院为什么会‘招蜂引蝶’呢？”

倪鑫认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需要财政全额拨款，限定费用，只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但目前这两点都无法实现。而现有的对医院差额拨款的体制，也导致政府对儿科医院的投入比一般的医院低。

“儿科用得最多的恰恰是人力成本，从物价体系来说，应该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倪鑫说。

在今年的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将启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理顺各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比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