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合作：李光耀为何青睐苏州

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其路径往往具有不可复制性。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何徘徊在工业化的门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现代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要素在本质上是相斥的，这既是工业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工业化的原因。

新加坡的优良商业信用能够成功地“嫁接”到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州也属于“强政府”具有本质相关。

新加坡是一个辖域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小国，国家元首可以直接深入每一个选民片区，因此国家治理的“强政府”色彩可以相对均匀地渗透到每一地理空间、每一社会领域和每一经济行业。但中国则截然不同。在中国，正式的行政级别分为中央、省、地区、市、县、乡，乡以下还要考虑行政村与自然村……因此，研究中国政府的行为特征至少要先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就时间来说，也要至少分成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工业化和其后至今仍在演化中的地方工业化两个阶段。

就中央来说，中国能在1970年代中后期完成国家层面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成为迄今人口过亿的原住民大国中唯一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表明在国家工业化阶段的政府客观上是具有较强的“强政府”色彩的。1978年改革之后，确切地说是198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之后，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出现严重分化，其中，长三角一带的苏南、浙北，都属于典型的强政府经济；它与农村集体经济为主的工业化相辅相成，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

不论学者对某些地方经验如何作出倾向性判断，人们看得到的基本经验很清楚——已经支付过信用建设成本、积累了比较高的政治信用、并形成了一定管理规范的“强政府”，不会把自己的制度结构降低到跟“弱资本”的“灰色治理”结合上。同理，西方的“强资本”由于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在早期殖民化过程中早就已经完成，形成了规范程度较高的运营模式，也是既不愿意与中小资本进行结盟和合作，也很难与习惯性腐败寻租的不透明的“弱政府”进行交易。

本来，进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备选方案之中的既有胶东半岛也有苏南地区，两地都以“强政府”著称。李光耀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广东和福建的就不要考虑了。—表面上看，是广东人和福建人与新加坡华人有着盘根错节的血脉关系，在熟人网络中难以进行规范的政府治理和商业管理；这两个沿海开放地区的实体经济因为大多与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中小资本结合密切，这里的政府反倒难以为面积和规模上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相当的合作项目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

可见，只有选择强地方政府来合作，不可预见的外部性成本才最低。

20年之后，我们看到，苏州工业园区由于本土“强政府”加外来“强资本”的两强结合，不仅产业层次一直相对较高，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在资源配置中也一直处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从而避免了一般地区，尤其是以“弱政府+弱资本”起步的地区通常会出现的路径依赖困境。

20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具有强资本特点的跨国公司相继将研发部门落户苏州工业园区；与此同时，园区也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和产业引导，使得园区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回升，在长三角诸经济开发区中形成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园区特色。

回望历史，我们或可形成如下比较有一般意义的经验归纳：

无论以何种本源于西方的主义作为本国意识形态，世界上任何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而非一般经济学作为立论前提的要素相对稀缺性）条件下，都是“亲资本”的；区别仅在于各国政府由于自己的基础和能力不同，能与之结合的资本类型也不同，遂使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和结果。

诚然，如果在这个资本全球化大潮之下认真归纳客观经验，则会发现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恰恰是造成第三世界局部冲突迭起的内在规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规模投资企业，都会建立在开发区这种政治经济“飞地”中，盖因大资本很难与当地的“灰色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融合共生，而只能以物理空间割据的形式，既占有东道主的各种资源形成超额制度收益，又以其强势话语促使东道国激进改制。

若然，中国官方或有实力的私人资本投资人在对外推介苏州园区、贯彻中国的产业资本“走出去”战略时，应该会懂得对东道国及其具体投资地点的选择及配套的软实力综合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