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的株洲生意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熊子熙 发自株洲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江湖。

自1989年南大门小商品市场开启，株洲市场涌进数万名湖北人，顶峰时更是占整个市场经营者九成，其中又以仙桃、汉川、武汉、黄石、大冶、监利等地的湖北人居多。

但如今，在株洲芦淞服饰城服饰行业中，成规模的大企业都是温州人、福建人或是邵阳人所成立，占人数优势力量、深耕株洲市场的湖北人为何会被挤到角落？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采访发现，湖北商户的没落，虽有外部势力的竞争，但更让人痛心的，却是湖北商户内部的不团结。

曾在株洲芦淞读书、工作，并熟悉当地服饰行业的代先生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这与邵阳人的“入侵”不无关系。

十年前，邵阳人开始大批到株洲做起服装生意，与湖北人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一时间，从进货渠道到出货价格，从物流码头到店铺资源，双方开始“大打出手”。

更有甚者，2009年前后，双方更是在南大门市场内开始了真正的肉搏。20年的洗礼，南大门市场已从大工棚铁皮柜发展成中南地区综合性批发市场，寸土寸金的地段和愈来愈强的市场竞争终于让湖北人和邵阳人发生了正面冲突。

“双方晚上经常会发生冲突。”代先生说，“那时候我就在市场附近读大学，学校严禁学生晚上外出。”

此事亦得到了雷祖璟的证实，“就是打码头，争夺那时候货运的线路，谁赢了就能得到好的线路。也有抢南大门柜台的，那里是株洲最好的地段。”

最终，邵阳人赢得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夺。“邵阳帮十分团结，一家邵阳人开店，所有的邵阳人都放鞭，邵阳商会出钱把礼炮从街头一直摆到街尾。”代先生称。

雷祖璟则认为湖北人“不够团结”，“虽然有湖北商会和武汉商会的存在，但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人家温州商会的人去银行贷款、办POS机手续什么的，银行都显得要殷勤些，而湖北人则没有这些优势，更不要提湖北人之间借贷、融资之类的了。”

他还说起记忆中仅有的一段湖北人一起投资的故事，“那是大家一起投资做挖沙的竞标，结果标是拿到了，但价格太高，整体亏了几千万到一个亿左右吧。之后，就没人再提合作的事了。”

另外，代先生还认为湖北商户大多不重视电商，“我以前在株洲芦淞就是做电商的，邵阳人也好，温州人也好，都对这个新事物非常重视，从2010年起就大力推广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获得更广阔的空间。而相比之下，湖北商户就不是很重视了。”

邵阳帮“火并”湖北

邬家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到株洲闯荡的汉川人。1992年，邬国园的父亲就到株洲做起了内衣生意，行情还不错，便举家迁到株洲。2010年前后，邬国园在株洲成了家，妻子郑康丽是在株洲认识的，娘家也是在株洲做生意的汉川人，双方家里还是熟人。

比起雷家姐弟的生意红火，郑康丽的母亲和大多数湖北人一样，集聚在结谷门市场、南大门市场和金谷市场等比较老旧的批发市场里。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粉刷的墙壁已经熏得几乎分辨不出颜色，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无法与2004年后新建起的中国城、金冠等新批发城相比。但是，郑母所在的结谷门市场，门面每月仍需2000元的租金，这还是租户们和市场协商过从3000元降下来的结果。饶是如此，郑康丽母亲的丝巾、饰品批发店还是难以为继。。

问其原因，郑母归之于市场不景气，大家生意都不好做。而郑康丽则认为是竞争太大了，“这里（结谷门市场五区）几百家商户中，大家虽然都是汉川老乡，但由于做的产品大多类似，竞争很大。”

邬家不得不早早开始寻找新出路，邬国园的父亲在长沙做一些小规模房地产生意，邬国园则打算干脆搬到义乌去。去年底，他们已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谋了一间门面，上半年，邬国园和父亲守店，下半年，则换妻子郑康丽去做生意。

类似同行竞争的问题，在老一点的结谷门市场、南大门市场、金谷市场比比皆是，而这些地方又大多是湖北人的聚集地。市场为管理规范，相同类似产品就会放在一起，而湖北来的商家大多文化不高，做的生意也就互相类似，老乡成了同行，同行成了冤家。“就怕他售价更低，拆我的台，哪还谈什么合作。”结谷门市场五区，一位湖北咸宁的商户笑着对记者说。

内斗消耗 老乡成冤家

“能吃苦，脑筋灵活”，这是株洲芦淞市场里大多数外地人对湖北人的评价，也是第一批湖北人成功“登陆”芦淞市场的原因。由此，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湖北人20年间持续向株洲芦淞服饰城集群迁徙。“株洲市的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芦淞服饰市场，就是在湖北人手里开拓出来的，是湖北人锐利的眼光找到了芦淞的定位，也是湖北人这些年辛劳的付出，才造就了今日繁荣的市场。”闵昆鹏说。

但人不能总躺在功劳簿上睡觉。如今的芦淞服饰城中，成规模的大企业几乎都是出自温州、邵阳等地人手中；湖北人的身影，频见于食物链末端的低端市场，辛苦，却鲜有致富。

“都说湖北人聪明，我看就是小聪明。”雷虹直言不讳地说，“大多数人乐于对蝇头微利斤斤计较，为了销量而选择做质低价廉的产品，互相之间又有内耗内斗，难以形成合力共同面对外部的市场竞争。。”

代先生更是指出当代迁徙株洲的湖北人共性：文化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被动地去做生意，缺乏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当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温州人、邵阳人选择跟上时代的脚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和资源渠道，而大多数湖北人则选择墨守成规，终于一步步被赶上、超越。

融资困难更是广大湖北商户的老大难问题，在外人看起来，有麻烦随手帮，有钱互相借一借支撑着渡过难关的现象很正常，但是在湖北商户间这种现象却很少见。加之互相没有抱团，个人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也会遇到不小障碍。在芦淞服饰城步行街中心地段的株洲投融资商会，投融资主任胡女士对长江商报记者说：“我们将在下个月正式开业，目前主要面对芦淞服饰城的广大商户，服务内容将是像超市一样涵括投资、融资、理财等多种产品。不过，目前在我们现有的100多位客户中，尚未有湖北客户。”

闵昆鹏则认为是湖北商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湖北人在外地打拼本来就蛮不容易，如果还互相拆台就更加让人痛心。希望政府能牵头重新组织湖北商会，帮忙协调好各方关系，阻止垄断和同业恶性竞争。同时，商会也能成为个体户、企业家和政府沟通的渠道，让政府能知道企业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另外，商会还能为各家会员商户提供担保，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比一下温州商会、福建商会，雷虹真心希望在株洲的湖北商户能团结起来，“传帮带也好，资金扶持也好，信息传递也好，我们总该做点什么了。”

商户呼吁抱团取暖

湖北人在外地打拼本来就蛮不容易，如果还互相拆台就更加让人痛心。希望政府能牵头重新组织湖北商会，帮忙协调好各方关系，阻止垄断和同业恶性竞争。——闵昆鹏

opinion

2002年

第三批湖北到株洲

中国城内人流如织，这里多为温州人、邵阳人所开店铺。本报记者 熊子熙 摄

结谷门大市场人流寥寥，这里老板多为湖北人。本报记者 熊子熙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