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利益:上海电业的公私合营(上)

2014-12-23 09:14:42 来源: 东方早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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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利益:上海电业的公私合营(上)
  上图: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发电厂,1949年夏中共对其进行了军事管制。
效率与利益:上海电业的公私合营(上)
  下图:杨树浦发电厂职工抢险救厂。1913年由英国商人投资建成,1929年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将全部企业卖给美国国际电气债券有限公司,并作为发电处隶属于上海电力公司。

三家私营电业的情况使所有权和利益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关系:合营是小电厂的生存之道,所以浦电在出售发电设备之后决定主动争取;华电的内部斗争激烈,但当权者认为所有权就是利益,公私合营即私方放弃所有;闸电曾显赫一时,但资本问题却使其所有权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并不明朗,合营便能保全既得利益。

高明

在经济领域的今天,中国正在酝酿着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前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改造。回顾当初,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潮水般社会化改造运动中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大潮之中,作为工业化先导的电力工业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排头兵”。私营电业在国家权威的主导下,完成资本性质和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变革。1953-1955年的上海为我们讲述了这一段历史。

私有权影响公方效率

1949年夏,中共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电)进行了军事管制,并宣布断绝与美国总公司的关系与来往,随即在专员办公室与厂内职工的协同下,对公司开展财产清查工作。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李富春表示,国家没有投资上海的计划,但上海因为其工业基础需要发展电力,而增量的多少很关键。

上电当时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即以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为基础,来领导上海其他私人电业。上海的电力工业自1930年代便以杨树浦电厂(上电所有)为供电核心,二战后在面对“电荒”时更是如此。因此,上电的“国有化”成为中共在上海建立社会主义电力工业的有力起点,其对私营电业的管理和改造无疑都占据着主动。

1951年底,市公用局认为外资电厂业已管制,闸北电力公司(闸电)之外的民营电业皆为“零星之数”。因此,“解决了闸电的问题就基本上掌握了上海电力工业的问题”。闸电在建国初期遭受多次轰炸袭击,但发电容量恢复迅速,发电效率提高显著,并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虽然闸电的改善明显,但政府认为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生产操作的重点要逐渐转向改进技术、改善操作、改善电力因数、压缩维修时间,基建方面要出台阶段性的全局计划与总方针,并按程序进行工作。总体上,这些问题的出现或多或少源于生产资料的流动与分配未纳入国家统筹。

人员管理和动员上,在政府组织的督促下,闸电靠提高电厂工人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明显地释放出了生产潜力。公方对此表示,“三年来职工觉悟有所提高,倾向于党与政府,资方代理人估计也不会暗中捣乱”。然而在私有制的框架下,政府对于电厂的规划和发展思路无法顺利实施,因为单纯改造工人来提升生产效率的方法始终无法代替对发电设备和线路的直接管理和支配。

那么,在合营前公方是否实现了私营电厂的生产物资调配呢?以浦东电力公司(浦电)为例,中央燃料工业部(燃工部)在1953年初向上海方面提出,出于生产需要以武汉所属之固定式15吨锅炉一台调换浦电之列车式7.5吨锅炉两台。而军管会下属之上电表示,如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设备一拆一装,时间至少需六个月到八个月,且工程繁重,费用至巨”,且浦电发电量有限,其所售电力均转自公营电厂,这样的形式对于国家利益来说并不经济。所以上电建议,由武汉冶金局购买浦电的整套发电设备,而不再进行交换,以减少拆装费用。发电设备拆迁后,浦电区域内的供电纳入全市统一调配。

上电对此也表示了担忧,“惟该公司系私营性质,发电设备不存在,不免考虑到失去发电公司之独立性及目前发电所获之利润问题,此项公私关系,如何处理?”市公用局对此认为,“浦电是私营企业,我们不能不首先照顾到政策问题,就是公私关系的政策问题。现在闸电合营不久,以为政府有意趁此提出合营或暗示他们自己提出合营。这一点很重要,不得不予考虑”。公方显然很重视调配浦东发电设备一事在政治上的影响,即上电和市公用局都提到的“公私关系”问题。因为,由此而进行的调整将不会限于浦东的供电线路,公私双方的关系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重构。

综合民营电厂所反映出的情况,上海电力工业在公私关系上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在生产提效、物资调配和供电区域整合等各方面得到体现。总之,上电的“国有化”虽为公方领导权的确立提供了保障,但电力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则受制于私营电厂的私营性质,即电力企业的私有影响了国家电力模式对效率的追求。

所有权关乎私方利益

浦电:以合营求生存

自政府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浦东的工业得到了发展并展现出长远的前景。因此,供电企业当进行相应的拓展来配合这种趋势。又正值政府号召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对私营企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际,浦电经董事会投票一致通过,主动争取公私合营,并于1953年底向市电管局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实际上,市电管局在此之前已经对浦电公私合营的形势有了初步的判断:浦电原有发电设备已售于燃工部,因此更加依赖购电转售,进而需要建造两座主变电所及扩充浦东新线,资金不足,需要政府协助投资。

浦电1946年度的购电容量为4388千瓦,1947年5月投产的2500千瓦发电机为其与周围工厂企业所共有。可以说,浦电的供电能力相当薄弱,供电线路、设备的修整与扩充工作都无法独立完成,主要为资金所限。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局势,依靠公方的力量和投入来增强浦电的供电能力,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这也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方针在浦电得到积极响应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浦电的选择也自然地咬合在公方启动公私合营进程的逻辑齿轮上。

华电:合营即为放弃所有

1953年12月8日,华电召开了历时三个小时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以做出是否申请公私合营的决定。会议以孙志飞的例行报告开始,然后讨论了董事黄炳权之争取公私合营的议案。席间的话语来往可谓针锋相对,派系间的争论十分激烈。董事陆增祚援引“全国工商联决议第三项”说明华电不应该急于进行公私合营,孙与董事朱企峰随即表示同意。孙系董事此番动作之后,黄炳权发言表示:闸电已合营一年,浦电业已表示争取合营,政府、工会、工商联与进步的同业们都在关注华电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诸多位股东都在关心华电对实行国家总路线应该采取怎样行动,以及公司是否还会发放股息的问题。

黄认为,如果华电不同意合营,政府不会强迫,但要求进步。孙则不以为然,认为与政府商讨合营之事的条件并不成熟。黄则强调孙是持“消极等待的态度和硬要面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且未接受过“五反”的教育,不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民内部斗争方式,不懂得如何进步。接着有两位董事表示赞同黄提出的公私合营,此时陆董事却提议应该在重估资产工作完成之后再申请合营,孙则再次强调,“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如果急于要求公私合营,倘使政府不要,也是徒然的。所以我们目前是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必急进”。

华电董监事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对公私合营的拥护之声与反对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峙。会议最终决定,“本公司以主动争取公私合营为原则,并参考陆董事增祚提案,即重估财产意见行进”。董监事联席会议尘埃落定,但华电却并未迈入公私合营的大门,因为孙志飞抗拒执行决议而没有申请公私合营。公方已经非常了解孙的态度:“我无动于衷,只作不知道并情愿吃官司,决不书面申请。被迫交出等于暴力掠夺,这是出于不可抵抗的事情,但是将来还是可以拿回来的,倘使自己去函申请,这是出于自愿,将来虽有机会也拿不回来了”。

公方认为,孙的基本逻辑是主动合营如同放弃华电,所以导致华电不递交申请。另一面,黄炳权显然是其中积极主张公私合营的,他自然也是公方视野中的进步分子。至此,华电对公私合营的内部逻辑可以做如下总结:由于孙志飞的实权至上,其将个人思想变成了华电的逻辑,即主动合营等于放弃企业所有权。

闸电:所有权的“空虚”

闸电是当时上海的第二大电厂,1949年之前其规模在民营电厂首屈一指。1947-1948年,闸电基本以先控股再兼并的方式先后收购了翔华电气公司、嘉定华星永记点灯厂等7家小厂的全部资产与专营权。随后,闸电董事会决议成立新华电业投资公司,后又改名“远东电业投资公司”。闸电在二战后对小电厂的收购与兼并,与1930年代美国资本对上海电力公司及其远东电力工业的控制极为相似,而前者的扩张源于雄厚的金融资本。

1934年,应增资需要闸电发行公司债第一期450万,从此金融资本开始介入公司发展。以债权代理人为由,金融资本家成为董事会的新成员:钱新之(国民党政府社会贤达代表、交通银行董事长、江浙财阀)、王子菘(与宋子文关系密切,曾在交通银行任职)、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陆子冬(陈立夫、陈果夫之财务总监)、刘聘三(在中华勤工银行任职),诸董事掌握了华电的经济调度审核,在公司内部有相当的发言权。

抗战时期,上述金融资本家通过渝政府各部成功地完整接收闸电。其后,投机商人孙煜峰在闸电股价大跌时大量收购公司股票,进而持有闸电1/3的股份。因此,1946年股东大会改选董事后,钱新之任董事长,常务董事为王子菘、陆子冬、孙煜峰,并且国民党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李铭成为新的成员。战后重建时期,闸电在收购兼并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资金获取更多的利益。其间,闸电财务支出数量巨大,贷款用于投机黄金、外汇,各项公司费用则以用户保证金来支付,还通过财务做账来逃避交税。当物价大幅上涨时,现金常用外面拆放,账面款项并未变动,各董事运用公司业务来获取个人利益,而资金的吸纳则是通过公用事业的特殊性质实现的。公用事业的“金字招牌”无疑是闸电的金融资本家们抽到的“上上签”。

1949年后,闸电的股份却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公司董事股权不整,个别小股东的股份“缩水”,公司账面股份残缺,可谓烂账一笔。另外,在通货膨胀下公司收受的巨额用户保证金“账面上现在只能买几个大饼了”。因持有最多股份而最终成为闸电的私方代表的孙煜峰却担心新政权会剥夺其股票的合法性,因为其低价购入股票的事情是公方打击的“投机行为”,所以孙主动提出合营。

三家私营电业的情况使所有权和利益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关系:合营是小电厂的生存之道,所以浦电在出售发电设备之后决定主动争取;华电的内部斗争激烈,但当权者认为所有权就是利益,公私合营即私方放弃所有;闸电曾显赫一时,但资本问题却使其所有权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并不明朗,合营便能保全既得利益。

小结

通常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1953-1956年间的“公私合营”是建国初期的社会化运动之一。这一社会风潮主要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集中爆发,它的改造和影响也明显地超越了经济范畴。在这样的整体认知下,上海电业的具体情况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历史事件在其发端时期的谨慎和理性,以及当时政府利用国家资本的优势来改造民营经济的基本脉络。而且,这些细节的展现已经让公私合营的动机和逻辑从我们通常认为的时间节点上向前延伸,使上海电业的这段历史综合了多个面相的问题,从而更加整体地呈现出来。在不可逆反的改造运动开始之前,公私双方从各自的诉求出发,沿着自己的逻辑规划着前方的路线图。那么,公私合营的过程将为我们呈现效率与利益之间的博弈。

(未完,待续)

(作者系山东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q@thepaper.cn)

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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