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公共利益的共同财富

——与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商榷

|回音|

王超

收藏家曹兴诚日前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4年11月26日）采访时，对大陆文保政策大发宏论。然而在言及一些具体概念、问题时语多荒谬，前后逻辑自相矛盾，很多能说明问题的关键性信息不是没有提到就是理解错误。

曹兴诚首先提到“清三代文物在更早以前没有人收，因为年代太近太普通。邻国日本也不收清代的文物”，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这与艺术没关系，是 投资眼光 造成”，这实在是收藏家的陋谈。因为至少在曹氏眼中，仅仅把“古董”“文物”看作是艺术品，仅仅以艺术量度来衡量其价值，这至少是不全面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达成了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的共识，怎么能单纯用“艺术”“投资眼光”这种一元化的观念来看待文物价值呢？当然，关于文物价值，一直是学术界重点讨论的问题，李晓东先生等一些专家学者对文物价值又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指出文物除了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还具有情感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足见“国家”对文物价值的研究与认知，比收藏家曹氏要深刻得多。文物概念的演变是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演进的，且也未必都能由市场行为来调配保护传承所需的资源，单纯以“投资眼光”论之，未免太浮皮潦草。

曹氏还认为现行的文物政策，规定凡是出土的文物所属权应该为国家，私人拥有就是赃物，所以严格禁止挖掘地下文物，并且封杀了文物市场，使收藏家只能收藏晚近的文物。这个观点显示了曹氏对于大陆文物政策的无知和曲解。禁止（私人）挖掘地下文物的考虑，是基于地下埋藏文物的价值。地下文物埋藏所在的地层、包含文物的墓葬和遗址形制、各件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埋藏文物土壤所含的植物种子之类，都有价值。私人发掘很可能破坏这些价值，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来进行考古发掘以提取、研究这些价值。曹氏的逻辑没有这些价值的分析，而仅仅是把地下文物当作财产来看待。曹氏在后文中多次谈到国有收藏单位把文物当作财产，把文物当作财产的恰恰正是他自己。此外，说到文物政策封杀文物市场也是不正确的，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有关规定，国家对文物管理的政策是保护个人合法所有文物的市场流通，并无“封杀”一说。法律也并没有造成“收藏者要找市场性的东西，只能是晚近的”。

曹氏接下来表达了对博物馆的不满，他认为“国家把所有东西当成国有，全部收进公家仓库，这对文物并不是很好的保护”，因为“有些文物永远被锁在库房里，和老百姓是隔绝的”，还提出了出土文物十分之九应该市场化，所得由当地人分享的解决方案。首先，这里需要明确，大陆对文物的管理，并不是简单的“国有”可以准确描述，而实际上是国家委托专业的机构，如博物馆、考古所、文物研究所等进行保护和利用，而并非曹氏所言“全部收进公家仓库”。关于博物馆展出文物的比率，则应该从正确的角度来理解，博物馆展览本来就是一种“拣选”，即选择最恰当的文物来展览；其次，有大量的普通文物展示效果并不好，换句话说，就算是摆在展览中，也很难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力。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提出了“智慧博物馆”的概念，很多博物馆也在早年间就开始进行博物馆信息网络传播的尝试，北京故宫更是把藏品信息全部从网站向社会公开，这样来解决文物难以被公众感知的问题。现有的文物保存方式就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好处么？《文化遗产蓝皮书·2008》做过一个测算表明，文物系统财政投入1元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产出为8.1元。虽然这个数字可能高估了，但是仍说明现有的文物保护方式不但能够给文物所在地带来益处，而且具备可持续发展性。

曹氏还用自己的理论批判，提出“现在文物政策很大部分认为文物是国家财务”，“文物跟民众是隔阂的。只是留给少数的学者专家看，造成文物上的阶级和专制主义”的观点，还认为考古垄断了文物话语权。其实，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考古报告形式传递给公众，部分文物进入博物馆以展出的形式回馈给公众，这不比收藏家把文物藏之于私人空间自行赏玩更有公共性么？

访谈最后，曹氏为自己的收藏构建出一个图景，认为虽然收藏家身后对收藏的处置难以选择，“捐给公家，公家又不像我这么爱它们，保不齐随便一摆，永不见天日”，解决方案是“现在加强锻炼身体，拖延决策时间”。这种犬儒式的认知，其实还是在自我麻醉和欺骗。回顾一下博物馆史会发现，恰恰是因为收藏家反思个人收藏的弊端，认为收藏在公共领域才能最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才引发了博物馆的诞生。历史上的收藏家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博物馆，人类才能逐步建构自身对社会和宇宙的认知，才能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多元意见的协调。我无意比较个人收藏与公共机构收藏的优劣，也认同个人对自己合法收藏的文物享有完整的物权，只是试图阐明公共社会的基本规律，拂去由于偏见和偏激形成的霾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