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用精华和糟粕区分

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生态”为主题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传统的继承与现代性”论坛上表示，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只做一种解释，不能把一个传统只做两种分化——精华和糟粕。丁学良举例说，被一些人认为是糟粕的在同代人的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可能就是精华的，在前一代人眼里看起来是精华的在第二代人看起来可能就是糟粕的。

丁学良表示，所有的传统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变化，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包含着现代和当代所重新解释、重新解构、重新解读、重新开拓的可能性。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丁学良：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我有好几年都没有参加了，来的挺光荣。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我不是作为专家，我是作为学生，因为他们几位是专家。

我做学问超过30年了，在之前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最早赶上了机会，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被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所迫使找到答案，这些问题中间有些是属于很敏感的问题，现在看不算敏感，当时很敏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怎么经过几年大发展，决策的错误、决策的毛病，文化大革命，把很多人整掉了，把国家整到快崩溃的边缘，我们当时找到了最容易找到的答案，忘记当时谁了，那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后来没几天人们就不满足这样的解答，说林彪、四人帮这一两年出现的，林彪、四人帮后面怎么导致的呢？又往后追，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他们在最后他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比林彪、四人帮更深远的影响。过几年这样的回答也不能满足，讲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已经这么多年了，从49年开始到79年30年了，他们怎么对49年以后这么多年的问题负责任呢。再往前追，我们受高等教育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追到了中国所谓的一切落后、一切专制、一切人权的侵犯等等，找到了一个总根源，这个总根源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是主流意见，编了好多章程、研究了好多问题。

1984年8月28日，这就是我们那代大部分人到达的认识的高度，就是中国的一切问题，49年以后的一切问题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根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说可能这中间有点不公道，因为当时也有人特别尖锐的指出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因为你们在特有的政治限制情况下有些话不好说，就把这个板子打到老祖宗的屁股上，老祖宗是要负一点责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老祖宗身上。类似教育澄清了小型的讨论，一般来讲上不了主流的报刊，上了主流报刊的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

1984年8月29日，我就从北京出国了，到美国去念书。到了美国以后接到了一个邀请函，那个邀请函是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一个非常典雅的中文名字叫姚纪凡，他当时说你在中国国内的论文都发成了英文的摘要，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这是1984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的好多年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持续的活动，总的标题是“比较现代化”。出国之前中国最重要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到了美国去了以后比较现代化，我们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叫比较现代化呢？我这方面对这个概念就非常好奇，在中国我们英文也不怎么好，那时候跟外面的信息交流也不是太通畅，知道比较现代化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比较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现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就高兴的不得了，我就跑去了，一跑去以后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这些英文世界的大名鼎鼎的像布莱克教授，他本来研究德国现代化和英国现代化的比较，还有研究中国现代化和日本现代化的比较，还有专门研究清朝和沙皇时代的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还有一些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这里面主持的几位老教授，有的属于我们的爷爷一辈了，年纪轻一点的是我们叔叔一辈了。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把18世纪末一开始工业化的起步以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几波现代化的努力成败得失放在一个综合的价值上进行比较和考察，试图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科学的结论。

在那个地方当然我被邀请的时候，让我去讲一个当时我们那一代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为基本的目标以来，你们中国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怎么看待你们对于你们国家为什么现代化发展不成功，主要研究弯路，你们是怎么总结经验教训的，你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用于其他参考的对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我们中国这一代人最最关心的问题。当然一肚子的感想想告诉那些我非常崇敬的这些爷爷一辈、叔叔一辈的大学者，包括一些研究生，可是当时我的英文实在太糟糕，糟糕到每一个句子只能讲到1/3就讲不下去了，单词也想不起来，语法简单一点还行，所以跟母语讲完全不一样。幸亏这些爷爷一辈和叔叔一辈的学者，他们年轻的时候跟亚洲人、俄罗斯人、拉丁美洲人、非洲人打交道，所以他们已经对形形色色的英文发音还比较熟悉、比较宽容，否则我们老早就被人赶下台了。

他们以十分坚韧的态度听我讲了一下我们这代人怎么认识的问题，等到演讲以后进入我们私下的交流，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时候讲话就不怎么正规了，因为上面是比较正规的，下面是非常正规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些道理。第一部分讲的是在1984年8月29日以前我们那些人对这个的理解，我现在讲的是第二点，从1984年10月中下旬开始，我因为得到了普林斯顿比较现代化的研究网络，他们来的不仅仅是普林斯顿的，包括哥伦比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整个东部的名校，跟西部的伯克利、斯坦福的名校，因为跟他们的交往一下子给我非常重要的启蒙和纠正的作用。启蒙和纠正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教授对我们的开导，说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好像还比不上20世纪初期你们五四一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深。也就是说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你们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大大的退步了，没有进步，我觉得这点我非常不好意思，他们举了很多材料。然后讲，你们这代人的思考，对当时要有反思嘛，你们这些反思更比不上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的启蒙知识分子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比他们落后的更远了，我想这个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中叶，咱们到了那去了。还有一个教授讲的更尖刻了，所以你们这个问题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比你们考虑的更有广度、更有深度，这样一下子从井底之蛙的境地掀到了半空之中，从那时候我一直试图从半空之中掉入井底。当时我报的题目上面很欣赏，研究现代化的问题，到了美国以后因为跟他们交往，不能仅仅研究现代化了，要研究比较现代化了，就是说把从18世纪末期以来东西方、南北方发生的最重要的现代化的经验要进行独立的批判、考察和比较，所以我以后上的学科都是按照这个目标申请的。

很幸运的我的第一站在匹兹堡七八个月，匹兹堡有一个非常强的研究中心，研究拉丁美洲现代化，拉丁美洲现代化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在拉丁美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模式，常常是有军方和大财团联手强行推进的一些现代化，所谓自上而下的军人参与的，他们在一起结合起来，通过反殖民主义、专制主义这些手段，可是在这个地方半个月就不太满足了，转到哈佛大学去了，在两年走的过程之中非常有趣的，我们班上一个同学来自于各个地方，有的加拿大、墨西哥，当然还很巧的就在于，因为哈佛大学研究很强，还有一些日本来的留学生、韩国来的、台湾来的，还有来自于新加坡的，还有来自于，那个时候苏联东欧已经进入改革时代了，那个时候像波兰、苏联苏东那一块也有少数的学生和教育学者来参加。这样一来课堂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和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了机会到很多地方去考察，比如说到台湾去，到欧洲去，到北美其他地方去考察。

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说，通过课堂上的学习到有机会亲身的观察，观察这些社会你没办法用黑白分明的办法把它们区分，就是不能用中国之前非常两极分化的这种价值观去解释它，那个是很传统的社会，你去看到这些社会越多越是没有办法用这种黑白分明的方法区分它，这对我来讲，从课堂上的学习进入了社会观察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在国内所接受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很多东西推翻了，还有一些东西虽然没有推翻，但是也进入非常非常重大的修改、修正。

我下面讲的就是我基本的一些想法，自从有了所谓的现代社会科学以来，从文化革命以来，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分析架构，首先是从欧洲起源的，然后蔓延到西方文明，从欧洲起源的社会科学架构，不管你是来自于左边的还是右边的还是中间的，也不管是来自于以前的社会科学哪个分支，最基本的思维的逻辑就是所谓的两极分化为什么这样？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的很仔细，一般都是为了使人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分类的办法，用分类的办法能够把那些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之中非常零乱的现象理出来一个目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跟现代、东方跟西方、工业对农业、革命对反动、民主对专制，因为都是对着的分类法，不断不断的这样下去以后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学生容易发生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呢？把这些逻辑上的黑白分明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中的黑白分明的结构，逻辑上你要不分辨没办法观察问题、没办法讨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在逻辑上被分为两极论的东西都是很密集的，有时候是非常深层的，有的是非常微妙的，有的是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把逻辑上的黑白分明错误理解成是现实主义的极端相反，这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学习过程中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如果说要把这个体会连到中国有关系的，我们就很容易找到一些非常好的经验证据来支持这种认识。

比如说当时我们有机会跟台湾、香港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看的很清楚，比如中国大陆华人社会，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不带有很强烈的愤青的意识，如果很愿意虚心学习的话，你愿意平静的观察人的话，很容易看到，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无论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无论是他们写作的方式，无论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无论是他们交流的方式，无论是他们跟社会互动的方式，你都可以讲他们身上那个是传统的成份比我们这些要多得多、要自然得多、要细微得多，如果说等到我们有机会到台湾这些地方去考察、到日本去考察、到韩国去考察的时候，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特别的深有感怀，我讲的是80年代的事。

这个就很清楚的使得我这样的人认识到，也许我们在中国大陆，把太多的不属于传统的那些责任、那些责难、那些批评、那些责怪、那些怨恨通通都到传统了。我们忽视了跟中国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传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严密的、同质的一个整体，在任何一个延续比较长的文明古国，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只要是延续下来的，延续了几百年，更不要说延续了两千年、三千年，这个庞大的成份是，一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宗教精英、经济精英，甚至包括黑道活动，他们把这些连接起来，作为中国传统中的一部分。因此被我们称之为传统的这个庞大的多元的、多质的内部充满了矛盾的、内部充满了不协调的、内部充满了紧张关系的庞大体面前，在每个人面前都展示了充分的可能性，开放，你可以对同样一个东西做出非常不一样的解释，而你每一个解释都能够在传统里找到支持你这个解释。

第二，就是因为传统中的内部庞杂，而且是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演化下去的，因此所有的被称为传统这些东西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可以重组的，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代遇到不同的挑战，在不同的位置想找到不同的途径去解决的时候，你会对同样的几种要素去突破。

第三，因为传统中间有那么多要素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有糟粕、有精华，但是这种糟粕和精华也是其中的要素，被一些人认为是糟粕的在同代人的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就是精华的，在前一代人眼里看起来是精华的在第二代人看起来就是糟粕的，如果说你的工作和学习的时间这么长，比如说你干三年就不干了，如果你作为政治家、作为商业企业、媒体或者社会工作或者是当黑道老大，你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会发现，那个本来传统的这个工作你很喜欢干的，等到你的工作环境变了、你的对手变了，被你称之为精华的传统要素现在成为束缚你的东西，然后你觉得是糟粕抛弃了。过几年你可能再回到被抛弃的，觉得又是有用的。

在90实际末期遭到西方强权冲击那一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政治精英来讲，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领会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他的，而是在于中国孔夫子那一套培养的一代一代的思想的奴隶、行动的胆怯者，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竞争精神，所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那一代基本上是共通的，他们接受的是社会大荣崇的价值观，也就是崇尚斗争、崇尚竞争、崇尚拼搏。在这个眼光看起来毫无疑问，孔夫子留下的东西，对于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界是非常不好的。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期都有非常多的问题，在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地方他们工业化促进以后做的，他们一旦找到了工业化基本的方向以后，原来是对工业化、现代化非常有束缚的价值观支持了他们。被称为儒家的孔夫子的方式，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又不行了，因为到这个时候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靠大规模的制造业支撑他的经济，因此他的就业不再是工业大军，因此企业同业化、标准化、制式化又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和创造的阻碍力量，这个世界你看到最重要的增长点都来自于超常规的反程序的非常规的个人主义、挑战主义的取向。

因此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的，如果读书的时候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听领导做报告的时候，千万不被严重的陷井套进去，因为我们前面套了好几代，就是把一个传统只做一种解释，把一个传统只做两种分化，精华和糟粕，所有的传统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变化，所有的传统能够讨论，都包含着现代和当代所重新解释、重新解构、重新解读、重新开拓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在座的媒体和教育的人，能够给我们尽量传播，如果有人告诉你孔夫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只有一种解释，如果谁告诉你他没有正确的知识，你可以把马上把他所有的话，或者欺人，或者在自欺，或者是既自欺也在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