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再不能靠“真凶落网”了

平反冤案的标准，不能设在呼格案那样的“真凶落网”的基础上，否则就是害了中国法治，而是应建立在更高的“疑罪从无”的标准上。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就像在狂涛中颠簸的一叶小舟，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天与水之间的差异。”这句话出自当年《呼和浩特晚报》中警方侦破“四·九女尸案”（即呼格吉勒图案）的报道。一起杀人案，报道却故做文艺腔，如今看来透着有罪推定的蛮横。

好在，我们终于等来了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无罪。

这一天，距离呼格被杀已经过去18年，距离2005年赵志红自认是“真凶”也已经过去了9年！这八九年时间里，家属不断鸣冤，律师反复申诉，法学家频频上书，媒体不懈追踪，更有无数公民不离不弃的挂念。所有人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这么一件明摆着的冤案，不可能得不到解决。

如今，虽然法律还了呼格一个公道，但事实上，据新华社披露，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已经认定呼格案属冤案，为什么迟迟没有启动再审程序？之前，自治区高院一直否认“存在阻力”，那么有必要解释：何以25天就完成再审的案子，却拖了9年？

目前，自治区公安厅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我们希望相关问责、调查能被置于公众看得到的地方，不要像之前的“张高平叔侄冤案”那样，公众一致要求追责“女神探”聂海芬，结果却是今年4月浙江省高院对外称：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按呼格案25天就完成再审的“速度”计算，上周末最高法已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的聂树斌案，距离案情逆转恐怕也不远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疑案、积案少一个，则中国法治进一分；冤案的及时平反，应该成为“新常态”，不再是一种偶然。

在这样的转折时刻里，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当然是无辜者得清白；但也有“忧的一面”：呼格案、聂案是由于“真凶落网”，冤情实在太明显了，并且延宕了八九年时间，长期吸引了太多的舆论火力，以至于很多冤案反衬得无关紧要，甚至被暗渡陈仓了。一旦两案被妥善解决，公众是否有“天下太平”的错觉？景阳冈上是不是就没有老虎了？

应该有这样的法治常识：平反冤案的标准，不能设在呼格案那样的“真凶落网”的基础上，否则就是害了中国法治进程。事实上，这次内蒙古高院的无罪判决，根本没有提到所谓“真凶”赵志红，呼格被改判无罪是因为当初的证据没有达到定罪标准；呼格的无罪不是以认定赵志红是凶手为前提的。

今年，经法院判决无罪的命案还有：贵州张光祥抢劫杀人案、珠海徐辉强奸杀人案、海南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甘肃陈琴琴故意杀人案、甘肃任明芳故意杀人案，以及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福建念斌投毒案，等等。

可见，一来，中国冤案并不止于呼格案、聂案两件；二来，这些案件都是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无罪的。事实上，据澎湃新闻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纠正的23起冤假错案中，只有贵州高如举、谢石勇杀人案是因为“真凶归来”而改判无罪的，其他都是依“疑罪从无”改判的。只要证据不足就是疑案，疑罪就应该从无，不能以“真凶落网”“死者归来”等小概率事件为前提。

法治门槛提高了，问题案件（冤案）自然就会显得多；辩证地看，这是中国法治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