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摄影这些年

姚瑶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十周年特别展“再造奇遇：中国当代摄影十年”所圈定的十年：2005-2014，除了摄影节创办周年纪念意义之外，据摄影年展艺术总监段煜婷所述，别无其他合法性，但不妨以此十年作为检视中国当代摄影最新发展的时间截面。

为接洽起对连州而言颇具纪念意义的这十年，有必要先回闪一番著名视觉文化研究者顾铮在《重新启动——关于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1990年代：纪实与观念之间的中国当代摄影》《从宣传摄影到后摄影——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摄影》三篇文章中对“新中国”以来的中国摄影的大致梳理：“整个1950与1960年代，中国摄影的生存发展主要被限定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新闻摄影。……另一个则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 艺术 摄影。”而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革”时期，“摄影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1976年4月期间，伴随悼念周恩来而出现的群众运动的，还有大批民众对于这个运动的自发的摄影记录。1979年出现在北方的 四月影会 ，是后毛泽东时代民间影像组织争取创作自由的最早努力。而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摄影群体热（陕西群体、上海 北河盟 沙龙、北京 裂变 群体、厦门 五个一 群体等），更表明追求创作自由的努力已经是全国性的现象。而纪实摄影，则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于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初显端倪并在1990年代中期左右形成规模，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的一个重要现象。”

1980年代末，张海儿在广州的街头开展具有强烈个人表现性的街头纪实和自拍摄影；莫毅也在天津较早地开始了带有观念摄影、行为艺术性质的街头摄影，作品主要包括《街道的表情》（1988-1990）、《一米，我身后的风景》（1988-1989）。1990年代中后期， 刘铮、荣荣等人创办了《新摄影》（1996-1998）杂志，其中刊发的作品带有观念色彩，更加强调拍摄者的主观意志，并摒弃了线性叙事对传统纪实摄影形成冲击。荣荣拍摄的东村的行为艺术家如张洹、马六明的早期艺术活动，记录的同时，不乏个人的介入和表现；刘铮1994年开始的《国人》系列也带着浓烈的个人观点和批判视角。由此，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形成交融之势，边界逐渐融合。如今，更难以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将中国当代摄影的实践严格区分，往往是两种创作取向借鉴彼此的议题和创作语言。

鉴于此，这篇文章中，我将自以为是地以“拍摄的摄影/一次成像的照片-执导摄影/制作的照片-整理的照片”的分类来梳理和回顾这十年间的中国当代摄影。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个渐进的顺序，并不代表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高明；这个梳理也将不限于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十周年特别展的作品。最后，在正式开始第一个章节之前，若将这十年的社会大事件也稍作回顾，兴许不失为另一个铺垫中国当代摄影这十年的维度，比如三峡工程竣工、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