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非标转标”是大势所趋

财新记者 吴红毓然 凌华薇/文

2014年5月以来，监管新政接连出台，一行三会联合外管局发布规范同业业务的127号文，银监会发布配套的140号文，并结合现场检查加银行自查，要求同业业务某些科目限时入表、“非标”业务超出比例的，限期转标。12月4日，银监会就理财业务监管办法出台征求意见稿，要求保本型理财产品和预期收益率型产品投资“非标”的，都应回表，提取风险拨备。

兴业银行（601166.SH）在业内有“同业之王”之称，2012年底同业资产占该行总资产之比高达近50%，曾被认为是最会赚钱的银行。现在情势大变，其业绩表现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回归传统的信贷业务显然不是坦途。11月28日，央行不对称降息政策出台，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商业银行吃利差的传统模式再度受到挤压。兴业银行的业绩增长点在哪里？

2013年7月，财新记者曾专访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当时货币市场刚经历流动性危机，外界也在争论同业业务是否系银行业绩增长的“鸦片”。如今18个月过去了，监管当局对同业业务已有定论，在此大背景下，兴业银行的战略布局如何解读？

“‘非标转标’是大势所趋。”11月26日晚，李仁杰在北京接受财新记者独家专访。他指出，兴业银行未来的新增长点是“金融市场业务”，包括投行、做市交易、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

“大家担心银行是21世纪的恐龙，我不这样认为。我对中国银行业仍充满信心。”李仁杰认为，有必要集中回应同业业务的相关问题。“大家对兴业银行有很多似懂非懂之处，我们也乐意分享我们观察到的市场趋势。”

至于兴业银行正在布局的新业务模式能否成为新的利润引擎？李仁杰在专访中多次回答“慢慢来”。他认为，未来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过去做的只是冰山一角。

大势所趋 

财新记者：你一直不太同意外界对同业业务的定义？

李仁杰：讨论同业业务，首先还是要澄清概念，才能对同业业务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

第一，国内所讲的同业业务与国外不同。欧美发达金融市场讲的同业业务定义明确，即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拆借，是很狭义的概念。国内讲的更多是相对于银行传统存贷业务，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简单的同业存放、同业拆借，更泛指除传统存贷业务以外的各种金融市场业务，比如非信贷资产投资业务、各种金融产品交易业务等。第二，同业业务只是约定俗成的叫法，参与主体不一定局限于金融机构。发展到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的非金融机构参与其间。第三，同业业务涉及的资金不仅在银行之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流动，资金提供方虽然主要是金融机构，但资金的使用者主要是实体企业。

因此，我认为将相关业务称作“金融市场业务”才更准确。

财新记者：今年监管就规范同业业务出台了系列文件。这些新政策是否会对兴业造成很大压力？你们是怎么应对的？

李仁杰：我们当时预期，政策什么时间出台不知道，但趋势肯定如此。因此在今年年初就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年初就开始压降买入返售，“非标”到期不续作，贷款该增加就增加。监管政策出台后，我们没觉得意外。

针对具体的监管政策，我们第一是主动调整业务结构，提高同业资产负债标准化水平。在资产端，重点加大标准化资产投资。一方面把握市场利率走势，在有效时点积极增仓标准化债券，包括国债、金债、信用债等，取得较可观的收益。同时调整“非标”债权投资结构，“非标”的第三方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业务逐步到期、不再续作，重点发展买入返售票据、债券等标准化业务，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化发展，保持“非标”债权投资规模总体平稳。在负债端，兴业银行在拓展各类同业核心负债时，还积极推动发展同业存单（NCD）等标准化负债工具，优化同业负债结构。

第二，严格按照127号文规定，规范各类同业投融资业务操作，准确进行会计核算。根据各类业务风险实质，严格计提资本和拨备，严格执行监管指标，确保达标。

第三，在监管部门正式要求之前，兴业银行是国内最早设立同业部，统一协调全行同业业务的机构。在监管部门明确提出同业专营要求后，兴业银行在全行建立起同业业务专营体制，全面梳理各项业务流程，重点强化全行同业业务制度、授权管理、授信审批、系统建设以及会计核算、监督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专营体制落地。

总体而言，面对今年以来的市场变化，兴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处在一个自我调整、巩固提高、整装再发的阶段。目前，相关改革调整已经基本到位，不管是业务结构的优化、内部管理的加强，还是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国内同业中均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

财新记者：近年来“非标”业务快速发展，基本是和监管赛跑，“非标资产”也从银行流入信托、券商资管、产权交易所、基金子公司等各类通道。作为业内最了解同业业务门道的银行家，你怎么看？同业之火未来还会不会复燃？

李仁杰：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第一，中国的社会融资结构过去以银行信贷为主，可概括为“三多三少”：资金多、资本少；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银行存贷业务多、其他业务少。这种融资结构肯定需要多元化，直接融资占比会稳步提升。与之相对应，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比重也必然越来越小，非信贷业务特别是金融市场业务比重必将持续上升。

第二，这是特定阶段宏观金融政策作用的结果。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了“中性、稳健”，趋势是往回收的；监管政策在存贷比、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反洗钱、受托支付等方面，对商业银行提出很多要求；信贷政策方面，也有了更多关于信贷投向、资金用途的管理。所有这些措施，都抬高了信贷渠道的融资门槛。但近些年中国经济仍在较快增长，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总体不断扩大，在银行信贷供给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客观上催生了各类非信贷融资特别是“非标”业务的快速发展。

第三，这是特定阶段的市场条件所致。银行信贷一直是融资的主渠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市场不够发达，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不够配套。比如，标准的债券市场对融资主体的信用资质要求较高，很多企业达不到发债条件，另外发行审批较严格。又如资产证券化，在国外是很成熟、标准化的业务，但国内相关政策法规不配套，过去需要层层审批等。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标准化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与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加快转变不相匹配，由此造成市场空白，最后不得不通过市场驱动的“非标”业务来填补。

财新记者：所以“非标转标”是大趋势，“非标”属于特定阶段，终将归于历史？

李仁杰：我始终认为，“非标”业务的发展更多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特殊现象。我历来强调“非标要转标”，监管部门没有提出政策之前，我们就是这样要求的。监管部门总的趋势就是开正门、堵旁门，规范“非标”业务。监管部门也没有一棒子打死“非标”，而是说要把握好风险，长远方向是转向标准化。从长远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相关法律法规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日趋完善，标准化的产品、标准化的金融市场业务肯定是主流。随着监管部门不断加大规范力度，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非标转标”的步伐已在不断加快。

布局债市

财新记者：你刚才提到兴业银行在有效时点布局债市。而今年恰逢债市轰轰烈烈红火了一整年。先见之明何来？

李仁杰：第一，我们判断债券市场迟早有大发展，因此早早建立了宏观研究队伍和信用风险研究队伍。第二，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趋势，今年市场利率一定是下行的。所以，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我们就在债券市场建仓了。

未来，国内债券市场将持续迎来大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角度，政策当局正在着力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同时也更加关注风险的防范。债券市场在这两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与贷款和“非标”相比，债券更规范、透明，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更清楚，能更透明地显示融资价格；融资成本更低，通常企业发债成本大约为贷款的七折；债券便于转让、估值，市场流动性也更好。最重要的是，与贷款和股票都是顺周期的融资方式不同，债券是逆周期的，经济不好时，大量发放贷款和IPO不现实，但对于债券市场来说恰是牛市。此外，债券可以有更多的标准化风险管理工具，虽然一些工具目前在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将来会有更大的空间。

其次，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形式上的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更重要的是市场化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和信用利差的拉开。在此过程中，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发挥着中心作用。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一种货币要能被国外居民大量持有，就必须能为国外居民带来比持有本币或当下其他国际货币更高的预期收益，这个预期收益只能来自于投资，标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大规模证券化，就是股票或债券。其中，债券市场对海外投资人意义更大，单纯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无法有效支撑人民币的国际化。

再次，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离不开发达的债券市场。成熟经济体一般采取预算赤字、赤字发债的方式举借政府债务，盖因发行债券公开、透明，易于监督，债券的利率水平和利差，能帮助市场有效评估政府的财政稳健程度，并对政府过度举债形成制约，有助于政府规范行政。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今年修订后的《预算法》进一步明确：未来政府举债只能是发行债券。

总而言之，这些问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如何持续，风险控制能力如何提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债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个必要条件。

财新记者：呼吁债市大发展已经很多年了，但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仍较单一，至今也没有形成基础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资产证券化方面，银行似乎很难拿出让市场接受的资产；发展高收益债存在很多障碍；真正打破刚性兑付还需要时间……为什么你觉得现在时机已到？

李仁杰：总趋势是债市一定会取得较大发展。现在监管简政放权，债券发行大多采取备案制，实际上已经容易多了。债券市场包括资产证券化市场，都会慢慢起来。正门开了，“非标”就没了。

债券市场应该是分层次的。债券中的高收益债（特别是并购债）能够为高效率但规模较小的企业“蛇吞象”提供公开透明的杠杆，有利于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效率。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盘活信贷存量，释放银行资本，有助于银行将置换出的资源投向逐步调整至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我们今年做了三四单，有绿色金融的，也有地方融资平台的。今后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业务门类，不一定是自己的资产，也可以做别人的。

而债券市场该违约就违约，大家就知道什么是风险。关键是要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财新记者：近日央行再次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你一直说这才是你们的机会？

李仁杰：利率市场化是中国未来债市大发展的原因之一，必将为商业银行的经营转型与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观察一个完善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其定价机制大致如此：市场根据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指标利率，形成一条货币市场利率曲线，其构成一年以内的基准利率曲线；市场根据央行所承诺的中长期通胀水平，由国债招标和交易形成一条一年及以上的中长期基准利率曲线。同时，参照基准利率曲线，由信用债招标形成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根据信用利差曲线，市场就可以为不同信用风险主体的融资确定利率。而市场收益率曲线束的形成，需要一个深度和广度都达到相当程度的债券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有各种不同信用状况、各种不同期限、各种不同结构的信用产品的持续滚动发行和连续的交易。否则，利率市场化赖以生存的市场化利率就无从产生，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财新记者：兴业银行是NCD发行市场最积极的参与者，但该市场至今比较冷，甚至有产品流标？

李仁杰：放心，一步步就起来了。现在大多数银行还习惯于同业存放，今后要考虑到流动性问题，就愿意找标准的来做。同样的，大额定期存单（CD）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定期存款，未来会逐步放开。NCD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发的票据。这些都有个发展的过程。

解构“一体两翼”

财新记者：看来，“非标转标”后，兴业银行的战略和新的增长点放在了金融市场，但你们的优势何在？

李仁杰：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前景广阔。因为在中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上升是长期、必然的趋势，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场外市场发展空间还非常大，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同业业务、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资管业务将持续迎来大的发展。其中，标准化的场内、场外业务将是发展的主流。

兴业银行作为最早在多个金融市场进行业务布局的银行，有几方面优势：一是业务基础扎实，具备多市场、综合化运作能力，业务布局完整、客户基础广泛，在多个细分市场占据先发优势。二是组织架构和队伍完备。兴业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金融市场业务各项牌照资源的金融集团，银行作为控股母公司，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交叉销售等方面能发挥更强的整合效应。目前兴业银行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储备上也具备明显优势。三是市场化基因根深蒂固，各级队伍“跑市场”文化浓厚，创新意识、应变能力强，在把握市场机遇和开展业务创新上总能先人一步。综合看，我们对未来金融市场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财新记者：目前资产端需求不旺，负债成本上升，银行业的资产负债两头受压，兴业银行提出了“一体两翼”的战略来应对。“一体”是指传统银行业务，客户主要是中小微和零售客户，“两翼”分别是批发银行业务，类似于国际大银行的公司与投行业务，以及为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及其带动的资产管理业务。从目前状况看，兴业在这些领域的传统优势并不明显，如何坚持并做大？

李仁杰：这主要是经济大形势决定的，经济不好，资产端也一定不好。我们提出“一体两翼”，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体”提出传统业务重心下沉，就是为了保持相对稳定的利差；“两翼”是为了多做一些不是资产负债表的业务，就是轻资产、轻资本的业务。

围绕这一发展战略，兴业银行今后还会适时调整架构。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重心下沉，是指要更多做中小零售。目前确实比较同质化，没有太大优势。但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积极举措，如推进社区银行，使网点更小型化，更贴近终端客户。目前，我们获得银监会审批的社区银行数量位居市场前列，推进更稳健，与监管保持了良好沟通。

在客户定位上，我们跟其他银行不完全同质，比如我们比较强调“白发金融”。也许业内会可能觉得服务老年人，价值不是太高，但是没关系，走差异化道路，各有各的认识。

小微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下子铺得很开。经济下行期对小微业务的冲击严重。只有客户基础很扎实的地区我们才做，比如莆田、泉州这些地方，我们一定占主导地位。因为首先对客户很了解；其次自己的队伍很稳定，不会乱跑，不会骗银行，否则必出问题。

在投行、财富管理方面，我们充满信心。投行既包括一级市场，也包括二级市场，我们都跑在市场前面，虽然业务总量不一定第一，但在一些细分、创新市场，我们一定跑在最前面。

财新记者：做综合金融服务，是不是很难短时间放量发展，无法很快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李仁杰：这个要一步步来，银行的整个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增长的，只是增长速度会逐渐放慢。国外的资产负债表不是那么大，业务不一定在表内体现。我们中间收入占20%，国外40%-50%很正常，空间还很大。比如债券承销、托管资产等都可以做。现在我们的托管资产比自身资产还大，排市场第三。

财新记者：做“一体两翼”，实际是往全能银行发展，但激励机制如何跟上？

李仁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下一阶段要着力解决。银行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业务多样化的需求。内部今后还要对组织架构进行细分，目的就是要在不同的业务上建立不同的体制机制。比如做投行业务的人跟做零售业务的人，在激励机制上本就不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