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凯勒谈佛学与梵文写本研究

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1937年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是国际著名的佛学家、梵学家，奥地利科学院院士，维也纳大学荣休教授。他精通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量论），是继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之后“维也纳学派”（又称“佛教语文学学派”）乃至整个欧洲佛学与印度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近些年来，斯坦因凯勒教授带领奥地利科学院和维也纳大学的研究人员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就西藏保存的古代梵文写本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何欢欢

法称（Dharmak rti，约六至七世纪）及其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佛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专题，无疑应该归功于您四十多年的潜心专研与人才培养。您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法称的思想？这一研究在整个佛学研究领域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斯坦因凯勒：研究法称，事实上意味着向世界介绍古印度卓越的思想文化。一般来说，在佛学研究内部，像历史、宗教、文学、语言等研究领域都是基础的门类，大部分对佛教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觉得，哲学并不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分支。在佛教哲学研究内部，也区分出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在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小乘阿毗达磨、大乘瑜伽行和中观等理论学说，其研究往往都被认为比对“量论”（pram a）也就是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著作中最常见的“概念提炼”、“推理辩论”等最具哲学思辨特性的内容，其中很多被反复论证、辩驳的理念不仅对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人们来说有着重要价值，而且也被现代西方国家的人们吸收和发展。

包括佛教哲学在内的古印度哲学有着极为丰富而悠久的传统，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发展比较晚起，一般从公元五六世纪的陈那（Dign ga）创立“新因明”开始算起，后来的法称则是引领了整个中后期印度佛教哲学传统的关键人物。法称的学说传入西藏后，被藏族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创造出了非常活跃而且极具特色的藏传佛教量论思想。如果我们要对整个超过千年的“外来传统”——佛教哲学——进行定位和研究，法称在其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法称这位印度佛教论师的名字在唐朝就为中国人所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已经有所记载，但遗憾的是玄奘似乎没有提到过法称，也没有任何法称的论著被翻译为汉文。在我看来，法称及其学说从被认识到其重要性，到被广泛学习和传播，再到获得公认的声誉，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义净游学印度的时候，法称显然已经是那烂陀寺的一位名人了。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即使玄奘没有提到法称的名字，但他所学习的因明理论很有可能已经受到法称思想的影响。有些学者从玄奘翻译的《因明正理门论》（陈那著）以及窥基等门人弟子的注释和撰述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当然，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尚无法真正判断玄奘及其后人，或者说中国的汉传佛教哲学传统是否对法称的思想有所了解，并发生过兴趣。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没有任何法称的著作在古时被翻译为汉文，印度佛教的逻辑学与认识论主要是通过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也是玄奘翻译的）等法称之前的论著传入中国的，后人称之为“因明学”。法称对陈那学说的注释与发展，没有在汉地的佛教传统以及哲学和逻辑学传统中留下痕迹，可以说是被汉传佛教遗漏了的一种思想。然而，在藏传佛教中，对法称的关注与研究从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不久后就开始兴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代，藏传佛教僧侣今天还在不断撰写有关法称学说的注释和论著。可以说，法称思想在汉传佛教传承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记，但在印度佛教哲学传统中则有着辉煌的历史，而且更是作为一种活着的思想与传统仍在不断推进藏传佛教的发展。

“维也纳学派”又被称为“佛教语文学学派”，用语文学（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佛学尤其是佛教哲学，所处理的梵藏文文本之精致，已成为全世界同行仿效的标准。那么，什么是语文学？语文学研究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斯坦因凯勒：我自认为是一个语文学家。在我看来，语文学就是尽可能清晰而准确地理解别人的表述，不管是书面的文字，还是口头的言说；也不管是同一种语言文字，还是几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语文学就是一种理解“信息”（Informationen）的艺术！如果这种“信息”来自几乎无人能懂的梵文贝叶等，那就更有意思了。语文学的研究意味着要把文本从“地下”挖掘出来，清理干净，再向别人清晰地传达出这个文本的意思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理解。这是一种为了理解“他者”而进行的训练，也可以称之为“禅”（Meditation），这就是我的语文学。

首先要说明的是，语文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所出成果往往质量不一，水平参差。用两句话来概括语文学的具体工作，就是：第一，用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对象，也就是拿到一个文本时，必须清晰地看到其中有什么东西；第二，把看到的这些东西“挑”出来，用一种通行的字符加以转写，这也就是常说的制作“精校本”，同时思考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两句话也可以说成：睁开你的眼睛，想想你看见了什么！这就是语文学研究的全部方法论。当然了，在最后还要能领会这些文本中的思想对于古人甚至当代人来说都有着什么样的重要价值——只要人类还在持续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文本中的思想所体现的哲学价值甚至可以是永恒的。

语文学的基础工作是文本校勘与研究，其成果常常就是精校本。但事实上，工作过程的很多程序或步骤，却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最后的成果当中，除非我们精确地记录了校勘的每一个步骤，而且读者又能够读懂这些记录。文本校勘的一个问题或麻烦是文本的数量，如果一个文本有两百个不同的写本，这种校勘工作肯定是繁琐到“令人恶心”的。那就需要很好的组织与安排，从区分不同写本的不同重要性等开始着手进行。幸运的是，就佛教梵文写本的研究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利用的梵文写本的数量非常有限，最多也就四种不同的版本而已，常常是“孤本”居多。所以，针对这些文本所从事的语文学基础工作，实际上还是相对容易的，我们只需要整理这些有限的信息，然后再考虑诸如哪些异读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哪些异读又是错误或无意义的等等问题。

在校勘的过程中，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异读都要非常清晰地、严格准确地记录下来，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作出错误的选择和解读。此外，如果校勘中的记录非常规范，那么读者就有可能从中发现另一种更好的异读，从而改进对文本的理解。所以，语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清晰记录文本的每一项信息，这其实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基础工作。但如果不理解文本的意思，在选择异读时就极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文本校勘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性工作，校勘的同时必须进行思考，而且还必须至少为了自己的理解进行初步的翻译，因为校勘者，尤其是哲学文本的校勘者，必须明白文本的意思。哲学文本中异读的选择，绝大多数都取决于上下文的意思。优秀哲学家的文本必定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某一文本显得不那么有意义，那肯定是校勘上出了什么问题，这就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异读。语文学的工作事实上必须在理解文本意思的前提下进行。每个学者在做文本校勘时都应该同时进行初步翻译。当然，在最后出版精校本时，是否同时出版译文，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因为，把仅仅为了便于自己理解而作的初译整理成能够出版的译文，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我最近就因为时间问题，在出版精校本时没有再附上译文，但我一直都有初步的译稿供自己校勘文本使用。

就兴趣来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我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哲学性的、理论性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人的需求等等哲学命题。但我不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要理解自己想知道的那些哲学问题，而我想知道的则是一千年前的人讨论的哲学问题，这是哲学史或说佛教哲学史的研究，不是哲学本身。

为什么用语文学方法来研究佛学？如何培养学生掌握这种方法？

斯坦因凯勒：佛学研究应该采取一种跨学科的态度，需要同时学习哲学和语文学等学科。在维也纳，基础研究的传统是梵文和印度哲学，这两者给佛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哲学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基本保障。就佛学研究来讲，主要的传统是佛教逻辑学与认识论的研究，这一研究建立在以梵藏文本校勘为主的语文学基础之上。奥地利科学院的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Institut f 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维也纳大学的南亚西藏佛学系（Institut f r S dasien, Tibet- und Buddhismuskunde），主要从事最亟需的语文学工作，因为我们需要重新获取以前认为已经丢失了的佛教梵藏文文献，以解读文本来重新认识佛教的历史和哲学，我们的理想是将这些重要的文本以其本来面目呈献给知识界！

在中国，佛学研究往往设置在哲学系，因此语文学的训练很容易遭到忽视。事实上，哲学系的学生非常需要具备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基础。当然，为了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文本，哲学的学习与训练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不能以语文学的方法来正确阅读文本的话，那么哲学的解读恐怕是意义不大的。

我训练学生的方法一直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延续了我的导师弗劳瓦尔纳教授的方法。现在的大学有规范的教育课程，比如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必修课等，但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佛学研究的训练，从一开始就必须专注于语言能力的培养。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应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最大限度地掌握几种语言。每天两到四小时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语言是基础，如果到了三十岁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够用，到那时就很难再持续进行研究了。掌握语言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领域。我的方法是“边读边学”，我不教语言也不教哲学，我只是和学生们一起阅读，带领他们理解文本。

还记得我作为新生第一次去见弗劳瓦尔纳教授的时候，他只问了我三个问题：“你懂梵文吗？”我说：“不懂。”“你有语法书吗？”“我有一本梵文文法小册子。”“你知道《薄伽梵歌》吗？”“不知道。”然后他说：“去找这本书（《薄伽梵歌》），到你能读懂前三章的时候，再回来找我。”那时是10月初，我开始学习梵文，到年底圣诞节时，我再去找弗劳瓦尔纳教授，他问了我一些梵文词形变化，以及《薄伽梵歌》中的一个句子，然后我就被允许参加他的讨论班了。我学习梵文的过程是很快的，但现在的大学有常规的一到两年的语言学习与训练，这是浪费时间。虽然需要遵守大学的规程，但我并不在乎这些，我只是带着学生们一起读文本，如果他们能够很好地进行课前准备，课上紧跟进度就可以了。这样其实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慢慢地进入了这个领域。

关于语言学习的速成，作为老师，并不能强迫学生或大学通过设置课程来达到速成的效果，而只能期待对此感兴趣的学生能够自己速成。通常半年就能掌握的语言，按照大学一般课程进度来学习的话，就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样就很难使学生迅速掌握这门语言。作为老师，要想使学生速成，就需要为梵文和藏文这样的特殊语种设置特殊的授课方式。我记得弗劳瓦尔纳教授开始教藏文时大概只花了十分钟时间来介绍这门语言，然后我们就开始读文本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讲的，只需要介绍一下藏文小品词的用法，也就是基本语法，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词汇，这需要学生自己去掌握。

所以，如果问什么是语文学的学习的话，那就是阅读，从简单的文本读起，然后再阅读复杂的文本，这种训练要从最初入门的时候就开始。语文学的学习与研究非常需要好的老师，因为有时候一到两个小时可能只读了一句话，有时候却要在二十分钟内读完整整三页。学生如何掌握语言，如何理解文本，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来循循善诱。

至于印度哲学和佛学等基本知识的掌握，常识性的导论课程虽然有用，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如果没有相关课程的话，学生看书或者上网自学都是完全可以的。这种文化和知识的学习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大学的一般课程其实都比较花时间，如果学生有特殊的兴趣，最好自己找书自学。

近几十年来，国际印藏佛学界似乎通行着“梵文至高无上，巴利文、藏文相当重要，汉文可有可无”的研究规则，这种排序不仅忽视了大量佛典仅存汉译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把以汉文为载体的汉传佛教与以梵、藏、巴利等为载体的其他几大佛教传承体系隔离开来。那么，该如何看待佛学研究中几种古典语言的相互关系及其学习和运用呢？

斯坦因凯勒：对一位优秀的佛学研究者来说，汉文应该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语言。你说得很对，许多早期佛教文献现在仅有汉译本存世，其中包括大量的哲学文本。一般来说，佛学研究者都应该学习梵文、汉文、藏文和巴利文的基本知识，然后再根据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