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动摇之法度

谢小珮

丹桂飘香时，读《墨韵总关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年5月版。以下简称《墨韵》）。著者蔡慧苹，书家词人, 兼书法教育家。其新书涉及历代篆、隶、楷、行、草书各大师名家，猎几千年中华文明之奇，总总而生，林林而群，可谓一场书史大观。

《墨韵》以文随当代之思辨，人性地展现时代与社会。诸如东汉树碑立传热潮高涨：地上立石碑、地下藏铭文。作者分析了汉人好攀高接贵的心理活动，采用名家刻碑、名人手笔等方式来精心设计老祖宗，诠释着汉碑风华多采；并揭示了刻碑业灿烂背后隐藏的劳民伤财、国力受损、战祸不断的危机。又如，以大唐社会环境所生成的狂草恣肆的天地，引发了杜甫“张旭三杯草圣传”和怀素“继狂为颠”之传奇，从而论证时代风尚对书家风格之制约。

彪炳书家内在情性是《墨韵》凸起之处。作者传递着乱世怪才之狂喊，实为警钟之声。元末明初杨维桢放浪结构、明中期徐渭肆意笔墨、明末清初张瑞图反叛用笔，都是对传统书法首开衅端。不过，他们是特殊环境下之特殊人才。在此作者忠告：假如今人仅学其外露之叛逆，而不顾书法之时代性、个性，未免不够明智。

“墨”与“情”成就了《墨韵》之价值。宋徽宗，历来称其为昏庸皇帝。而作者赠其一个“玩家皇帝”的诨名，颇为公允。赵佶之皇位，实属错位。也正因为此，代价惨重。高超的绘画艺术天分葬送了国家、民族的前途。

《墨韵》关注书法与文化的关系。书中既有人文科学的阐述，又有自然科学的依据，给古代书法予现代科学的解读，此其一大光点。作者以《石门颂》《曹全碑》为例，运用“三点合力”之物理学原理，剖析隶书偏旁独立成字的特点；又以《张迁碑》的字例，介入三维空间的视界。在比较中对《郑文公碑》《金刚经》《石门铭》作了梳理，具体有活力、易懂且易记，充分显示了作者研究之透彻。

作者披露自身学书的体验，颇有建树。《兰亭序》虽是王羲之率意书写之文稿，字里行间透露的法度却精微整饬，所以不能对其风格妄自揣摩。同样，学习柳楷者，不可一味摹仿其骨力，而不知柳风刚毅正直和超凡脱俗。至于对孙过庭和欧阳询书论的评述或辨伪，言之凿凿，富有说服力。

着意于历代女性书家、书艺和书事，为《墨韵》之结笔。尽管书史记有多位女性书法家，但作为女人墨迹，不免乱随流水到天涯。经实例点拨，女性的灵慧与天赋被再现，其在书坛的历史作用也被发掘。如：卫夫人铄启蒙“书圣”王羲之。管夫人道升，书画同步，教导儿赵雍赵奕、外甥王蒙等，造就了一门俊才。武皇后则天，效法王羲之书体，递送了承袭的步履。

全文用故事作为引子加以品评，交替运用记叙、抒情、议论等表现手法。笔端凝集着魅力，昭示灵性之和谐；架设天平于墨线，牵动灵感之敏妙。文学性的渗透增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对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制器皿上前汉字之谜的解读，印记着记事状物的原始图画与符号，是汉字的胚胎。问天场景的再现、甲骨文被发现旧事的发掘，引人进入刻写风格绚丽多彩的殷商社会；从追寻残留的红色黑色痕迹，自然联想到原始毛笔与书法的关系；铭文解读的形象直观，让冰冷沉寂的青铜器有了温度和情感。史话鲜明，书家形象生动，激活着读者的审美情怀。

由三十篇独立篇章组成的《墨韵》，别开生面经营标题。碑学与帖学在书史中曾势不两立。当今，怎样冲破怪圈，理性地寻找书法发展的方向，作者使用了内涵型的发问“路在何方？”引导读者走上探索之路。借汤显祖《牡丹亭》、陆游《游山西村》等诗词曲句为题的“好一番奼紫嫣红”、“柳暗花明又一村”，尤为传神。前者暗喻汉隶百花齐放的风姿，后者指唐柳公权为楷法确立的收官人。在形、声、色中展现景观，寄寓深意。更有不乏信手拈来、妥帖得体之篇目。秦始皇以小篆为秦朝的标准文字，作者用“秦殇”为题，揭示小篆夭折的必然原因，同时肯定其在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作用，褒贬分明。北宋黄庭坚草书点画展示着强势的动感，源于他内心勇于进取。“人心在动”四字，见证着作者的高度评价。书艺文脉的传播到了元代已趋向凋零，作者把赵孟頫和鲜于枢的登高一呼，唤回先进的传统称为“双雄会”。乍看以为是武将比武，实则是文人交会，煞是诙谐。

抛心力构思、行文新巧，为《墨韵》之另一光点。《秦王出猎图》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帝王出猎图起笔，看似与石鼓文无关。一旦上溯，不仅牵涉同为院藏的石鼓文，而且内藴属于半游牧民族的秦国的尚武习气。兴许，后代的出猎图就是以先秦的石鼓文为滥觞，沿袭踪迹依稀可见。也许，那里真有一卷尚未现身？……千丝万缕，令人遐想。颜真卿之“屋漏痕”用笔法，隐喻心中不可动摇之法度。这里有书与法（抒情性与法则）之辩证关系：丢失了抒情功能，法则失去依傍；而无法，则不成为书。字里行间，视书家之道德为丰碑，其人和书皆为可圈可点之首。

撰写一本通识读物见仁见智、可简可繁、可深可浅。作者凭借多年教育与创作之经验、孜孜不倦与古人神交之实践，并以一己之真境铸就《墨韵》之文化氛围，此为独创。书与法之合一，被还原到解读书法的准则。这，就是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书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