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乡土情结

徐佳和

在上海浦东空旷的夜空下，喜玛拉雅美术馆门口的广场上，一个巨大的占地几百平方米的“拆”字以红黄色的警示灯光开始渐渐显出形状，这个近年频频提及的动词，像一个向着恒久与虚空的责问。“拆”字是一个由笔画组成的文字迷宫，人可以在里面行走，现代的人走在其中，看到的却都是过去——迷宫由历年全国各地拆毁的古建筑废弃的门窗部件组成。时至今日，这些门窗的主人早已散落在各地，而雕刻着龙凤、莲花、飞鸟等吉祥图案寄予着凡人平安富裕良好祝愿的门窗——千家万户存在的记忆却相聚于钢筋水泥大厦围绕下的此地。有时候，我们离历史太近，反而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价值。

远远望去，“拆”字的一边，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喜玛拉雅美术馆的米灰色舒缓的弧形墙壁就像是衔接高楼与过往的一双大手。

这一作品出自６６岁的艺术家胡项城之手。胡项城197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在西藏大学艺术系援藏任教三年；从西藏回来后，他给上海戏剧学院1981级舞台美术专业的学生上课，这个班11个学生，日后在国际当代艺术界成名的蔡国强、陈箴都在其中；1986年开始，胡项城旅居日本从事当代艺术，其间接触了大量民间工艺学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向时任上海美术馆馆长的方增先建议，并参与了上海双年展的创立；之后不久，开始了在南部非洲历时多年的艺术创作和游历。2000年起，胡项城回到中国，身体力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建设的长期思索，进行了十余年的传统乡土文明修复工作。

十余年间，他为中国乡镇建设南北奔波，所做的努力屡屡受挫，却从不放弃，即使提及过往的失败案例，他的语调依然保持着平缓，波澜不兴，他不太愿意谈到具体的困难，也许是因为我们对待传统的一系列方式都出了问题。“中国古代艺术家要求有修炼，通过个人写字啊，临摹啊，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修炼也许就是介入社会，做很多烦人的事情。”胡项城说。

在上海青浦区最西南端的小镇、距离上海繁华市中心六十余公里的金泽古镇，胡项城主导修复部分古路和古桥，把老旧废弃的乡镇厂房改造为若干精心设计的传统形态建筑。

但胡项城也有过一个失败的项目，青浦老城区护城河边小西门传统街区的重建，在胡项城的理想中是做成一个有着活态文化的社区、居民共同的家园：楼上学生在练字，楼下做乡土料理，老人养养鸟。一层的店铺也可以出租，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市井生活。但投资方付了一半钱后金融危机爆发，项目只好搁置。

“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记忆是要通过很多方面来完成的。乡村之中过去最重要的建筑是祠堂，而原来祠堂的条件现在不存在了，农村的公共空间没有好的生存的方法，所以我们把祠堂改造成公共的活动礼堂，有重大节日、宗教活动的时候，对祖先有一个感谢的场所。因为现在没有一个软件来解决，造成大量最好的建筑被拆掉了。这个没有之后，我们现在的这些手艺人也马上要消失了。我觉得今后政府要贡献一部分的力量，另外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因为第一代企业家很多都是农村出身的，他们对农村还有感情。但是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一样了。所以尽可能符合中国的市场方式，很多废弃的乡村应该建设乡村学院，这样可以有一个回流的方法。”长期以来的经历，让胡项城对于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很多艺术之外的解决方案。

“现在有很多环境的问题，人们对天地的敬畏没有了，这也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乡土文化的源头在农村，没有农村的话，乡土文化无从谈起。从建筑角度来看，上层的东西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像故宫、苏州的园林。但恰恰历史上最基本的基层那部分消失了。消失的不仅仅是建筑，因为建筑的空间本来就有生活的仪式在里面。”胡项城说，过去传统文化保存最全面的就是在地方村落，因为根在村落，但现在每个村庄保存完整的传统建筑都已经很少了。上世纪60年代，老百姓家里还有一些老式灶头、传统家具，人们富裕了之后就把房子拆了，传统的建筑方式也没了，“农村里兄弟分家，都不要老房子。老式的房子儿子找不到媳妇。但实际上无论从建筑性质还是从文化传承上来讲，中国的砖木结构建筑都是不错的。”

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广场上，另有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4米高、8米宽的圆形高台，高台依旧由胡项城从旧木市场上收集来的废弃古旧建筑零件搭建而成，虽然这些碎片已然朽坏，但当年工匠的丰富想象力与精湛的技术依然清晰可见。高台的周边一圈圈围绕着志愿者提供的千百件旧衣服。高台的中间，有一柄银色的利剑直指天空，细看，“剑”周却是木梁上的花纹龙飞凤舞，原来，这是艺术家在街市上买下的一根巨大的木梁上的一部分花纹，当地人为了取用中间的木料而把四周的雕纹劈下。这片残缺的花纹，又仿佛是一声向着虚空的呐喊，无奈，悲凉，尖利又无可奈何。

据胡项城介绍，他正在建一个建筑老构件的图像资料库，包括建筑的花纹、形制等等纷繁芜杂，他希望这些带有古人智慧、情感、文化的东西能为今天的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