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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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服自然和保护自然之外,中国人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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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绘画”、“西方古典绘画”,说的都是那个时候的画,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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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历程,在文学上,有论者以为可以概括为“跨语际”实践。这在语言文学上有实在依据,但是,仅限于二十世纪,若推及至十九世纪或更早,则这种跨语际实践则发生在西方的欧洲。
法国人艾田蒲所著的《中国之欧洲》,其所罗列的史料,可以作为依据。
因此,一种现象的指出与总结,其观点的适用性是受制于时空的,但其方法或许是可以超越这种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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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画家与诗人是合二为一的,这是中国画的根本特征。因此,研究中国画必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关键的是“为一”的这一:人。
扭着了这一点,才算是捉牢了要害,其他都是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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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颁《分異令》。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赋。”这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律令。
这一分,便分出了小家庭,且这家庭是和税赋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强盛,端赖家庭的税赋,一个“分”,便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了保障。现在理解起来,这并不复杂,只是放到公元前四世纪,便有些不同凡响了,秦最终兼并天下,大抵也就是类似这样的律令累积的结果。
秦制,在今天虽有研究,却是大大不够的。因为制度的建立,不仅是一项大大的创造,而且,是长久的保障。数千年来,惊心动魄的革命,实在都与制度关联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近日新闻报道:泉州在全国招聘,核心人才是两类,一是生产流程,二是管理制度。在私营业发达的地区,当走过家族式的生产之后,长久之计便自然如此。现代社会中的生产组织尚且如此,可见两千多年间变化与不变是值得下功夫去辨析的。
长久来自制度。制度的建立,尤非易事,此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