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1月30日讯 由新京报主办的“2014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参事、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夏斌表示，我们剧烈的货币投放还在对当下的经济运行带来深刻的影响，如果以货币供应量M2来衡量，我们08年底货币供应量47.5万亿，2013年末110.6万亿，2009年到2013年货币供应高达63万亿，远远超过中国1949年开国以来到08年底59年的货币供应量，这么多的货币供应已经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铺开了数以万计的投资，其中绝大多数项目还在建设中，还没有达到投资回报期。现在当国际需求萎缩，当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规模缩减、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有些企业自然就还不起贷款，或者是本息，必然会产生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这是自然的。如果不破产倒闭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常理，同时只要有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就会开始引起银行对同类项目的谨慎放贷，或者同类企业本身也会减少新的投资，结果全社会的贷款规模会收缩。
其效应在经过企业间上下游连续第发酵和传染，就有可能带来债务紧缩的逻辑性冲击，形成整个经济的内省收缩，产生新一轮企业的生存危机。其实这种状况我们从今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已经初步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供应和社会融资余额增速几乎没有变，但是工业增加值却降得吓人，已经降到了6.9，外国企业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这种周期现象，这种周期理论指出的曾经有过度的货币供应引起的经济超级繁荣，最终必然是以经济的大增长和危机来收场，这才能开启新一轮的经济循环。
以下为夏斌发言实录：
最近自己写了一篇长文章，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和调控技术的讨论，篇幅比较长，今天这么多人在我只能用一点点时间讲一点观点我想讲两个，一个是讲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第二个如何底线思维。
最近关于新常态议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经济学专用术语，当然后来总书记就非常态做了一些解释，很多经济学人还在进一步地阐述，我想今天换一个角度，我也看了王一鸣一个发言，他说新常态和三期叠加不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GDP从2010年以来已经18个季度增长，而且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完全稳住，同时大规模的改革重新启动，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发展势头，但还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过去增长的动能，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经济中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和风险正在逐步暴露，政府也在开始着手解决，但是进程与最终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以太早地下结论。我认为作为当前经济变量中间的关键变量，房市在下跌，而刺激房市的政府又重新启动，情况是非常复杂，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分清形势？
个人认为三期叠加的表述是对当前经济现象最为形象的概括与描述。也就是说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正统期，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但是这个描述仅仅是对中国当前经济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为什么说表象？我们说换档，换到哪个档位？意味着什么？你说调整阵痛表现在哪些方面？阵痛到何种程度，前期的问题要消化，消化多少？又意味着什么？以及更重要的这三者不同的动态变化，相互之间又是互相如何制约和影响的？最后，会对中国经济大势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依照三期叠加的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并不能清楚回答以上各种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
因此，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社会上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过度的悲观论，中国经济要衰退、要硬着陆，要衰退。另外一种是盲目乐观，看不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困境，只是简单地根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历史平均增速的数据进行外推，断言增速做底之后，还会年复一年地进行持续高增长。
我的观点是第一，不必过度地悲观，为什么？理由是什么？第一，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地调整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能持续健康成长，尽管现在增速在下行，我们看到第一产业，二产、三产，产业需求区域结构分配等指标都出现比较好的势头，资源环境成本在减少。
第二，中国在前五大经济体中间，如果能够保持6.5%到7%的增长，相对而言仍然是绝对的高增长，这样一种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对中国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力支撑。
第三，作为世界第二大体的中国，东西部城乡结合差别，劳动市场的因素，加上目前适度的调整，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经济还存在较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这是我要讲的不必悲观的一点。
第二，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建立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目前的银行体系同时已经有所准备，今年的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93%，有近2.5%左右的拨备覆盖率，意味着银行体系已经准备了不良资产翻番增长的准备。
第三个不必悲观的理由是三十万亿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经济大振荡的本钱和巨大的财力保证，也是美国危机以来，美国、日本等政府羡慕不已的中国政府的调控资源。
第四不必悲观的理由是同时改革速度在加快，我们在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当前增长中间，又在编辑和增量上一致和削弱了不良资产的影响因素。
第五我认为更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是心中有数的，是居安思危的，并且已经在悄悄开始逐步化解风险的行动，我们纵观历史，让经济危机，或者崩盘的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来自于政府的侥幸判断和错误认识。比如说2007年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就是错误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当时美国学界争论，认为美国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没想到07年、08年一下危机爆发，产生大危机。总认为美国经济问题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产生了百年一临的大危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危机以来，对系统性风险并没有麻痹大意和乐观，当前的三期叠加的判断，主动进行调整深化改革的行为，这是对中国经济不必过度悲观的我认为最基本的因素。
但是，也不能盲目乐观，第一，现在有些人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往往只是纠结于GDP多半个点，还是少半个百分点，认为对国家对就业的影响，看不到经济增速在连续地上升，或者连续地下行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看不到今天的经济是基于昨天经济运行的持续性，影响之下。
我具体说中国2009年以来，我们剧烈的货币投放还在对当下的经济运行带来深刻的影响，如果以货币供应量M2来衡量，我们08年底货币供应量47.5万亿，2013年末110.6万亿，2009年到2013年货币供应高达63万亿，远远超过中国1949年开国以来到08年底59年的货币供应量，这么多的货币供应已经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铺开了数以万计的投资，其中绝大多数项目还在建设中，还没有达到投资回报期。现在当国际需求萎缩，当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规模缩减、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有些企业自然就还不起贷款，或者是本息，必然会产生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这是自然的。如果不破产倒闭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常理，同时只要有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就会开始引起银行对同类项目的谨慎放贷，或者同类企业本身也会减少新的投资，结果全社会的贷款规模会收缩。其效应在经过企业间上下游连续第发酵和传染，就有可能带来债务紧缩的逻辑性冲击，形成整个经济的内省收缩，产生新一轮企业的生存危机。其实这种状况我们从今年8月份的统计数据已经初步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供应和社会融资余额增速几乎没有变，但是工业增加值却降得吓人，已经降到了6.9，外国企业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这种周期现象，这种周期理论指出的曾经有过度的货币供应引起的经济超级繁荣，最终必然是以经济的大增长和危机来收场，这才能开启新一轮的经济循环。
今天当我们的经济增速下行，我们如果看不到的货币超量发行以后的影响，曾经高杠杆形成的企业债务的断裂和系统性风险的蔓延的风险性，没有做一系列的政策准备，还是像往常那样分析经济的轨迹，仅仅关注当前的GDP增速和就业国家的简单的弹性比例关系计算，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在当前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出发，如果说要焦距，集中讨论经济政策问题，关注什么？我认为关注的重点除了有就业所引起的社会稳定外，不是其他。恰恰应该是关注如何防止一些债权债务链断裂性的蔓延，这是当务之急，这是大局。
不要盲目乐观的第二，我们要看到当前经济中还没有出现大批的倒闭现象，恰恰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非正常的经济行为，在掩盖着和拖延着问题的解决，比如高利贷，商品交换中的以物易物，这是二点。
第三点，我们更重要的也是不需要看到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在增长下行的过程中，之所以还能保持经济稳定的态势，恰恰不是政府盲目乐观，政府没有重视市场发展，而是居安思危，考虑到三期叠加因素，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思路下瞻前顾后，主动考虑，以及主动冲击，一边深化改革，一边在调控，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政治干预，也许更大的问题早就出现了。因此，作为简单的讨论，我们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我认为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我们保持乐观，但是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基础上。
第二个问题，想讲讲什么是底线思维？如何底线思维，既然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如果采取总量刺激政策，深化改革结构调整，特别是不付出一些代价，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只能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掌握？
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能过度作为，如何基于底线思维有作为，且会作为，这是要思考的问题。什么叫底线思维？我感觉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它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的目标。至于围绕这些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溢出效应对他们是弊还是利？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从来不管不问，这个大家深有感触。
对中国国情而言，我们的底线思维怎么思维？我认为可以回答三期叠加现象背后的疑问中间来展现，我们说经济增速换档期，换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的下来。下来我们容忍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儿？我认为稳住社会能够容忍的较低的增速。二是稳风险，经济下行中允许一部分倒闭，不能允许导致系统性风险，说到底都是为了稳住发展。经济结果调整期，调整意味着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的暴露以及带来的阵痛，改革的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儿？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为阵痛加剧而引起生命危险。也就是说不能引发国家的全球性、系统性风险，比如说制度开放，如果各方面条件不成熟，至少它们的风险还在，完全打开制度的大门就会引起制度经济的混乱，这个改革只能使部分阵痛渐进推进。
又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财税改革条件没有充分具备下，如果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短期全部归农民，会引起中国经济，甚至于社会的极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付代价，面对着货币政策刺激直接起来的，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就要市场出新，相应的银行就要捡起资产，全部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增长和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换句话说，对已经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能用时间花空间，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法去消化。归纳起来说到底底线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政府在事实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确保就业稳定，这既是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如果确确实实能够做到这两点，我认为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都不怕什么。
从这个角度考虑，个人认为底线思维不是一种什么新思维，而是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外一种表述，是什么？就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把改善人们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因此，在今天当国民经济遇到重大的困难和转折时期，我认为政府应该是毫不隐讳，直言坦诚，处理好改革和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社会风险。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关键，而理论家也不应该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框架来套当前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易简单地用外部分析数据套用当前的中国经济。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大问题，基于底线思维的宏观调控技术讨论，关于增长问题、关于货币供应量的问题，关于走出去问，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讲错了是个人负责。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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