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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的前路减压术,一直以来都是充满挑战的高难度手术。人体颈椎前方空间非常有限,又聚集了气管、食道、颈动脉、甲状腺等重要的器官。更重要的是,由于脊髓和神经根都非常脆弱,稍有损伤就会造成患者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甚至瘫痪,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医院院长兼脊柱外科主任,袁文在颈椎病的手术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在他看来,“脊柱外科医生要胆大心细,既要有狮子一样的胆量,不能看到这么小的空间就畏首畏尾,同时也要有女子拿绣花针时的精准,手上功夫一定要举重若轻,分毫不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袁文每次手术都会戴上一种头部光源和放大镜眼镜,借助这些“神器”,一般通过一个只有3厘米左右的切口,在直视下就可完成一台普通的颈椎前路手术,并且出血少、时间短、组织破坏小、病人恢复快,完全符合微创手术的理念。
低头族患颈椎病
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办公室一族每天在电脑前工作的时间往往超过4个小时,而越来越多的“低头族”使用手机等终端设备也长达三四个小时。长时间的低头、劳累致使他们罹患颈椎病的几率大大提高。
有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7%~10%的人患有颈腰椎病,50-60岁年龄段颈腰椎病的发病率约20%~30%,60-70岁年龄段达50%。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年龄在20多岁的患者逐年增多,颈椎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曾有一名30岁出头的设计师来找我看病,他就是整日坐在电脑前绘图,长期伏案工作,严重损害了他的颈椎健康。我刚拿到片子,还以为是他父亲的,颈椎已经老化得像50多岁的人,神经压迫非常严重,走路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保守治疗无效,已经到了必须手术的程度。”袁文这样说。
颈椎病虽然常见,但是很多人对颈椎病的认识还有误区。袁文说,颈椎病是一种退变性疾病,是老化、劳损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年龄增大是颈椎病的重要原因。此外,工作姿势、生活习惯不良,体育锻炼不当都是颈椎病发生的常见原因。比如,长期伏案工作、操作电脑,卧床看书、看电视,长时间打牌等均需要颈椎长时间处于屈曲位等某些特定体位,不仅使颈椎间盘内的压力增高,而且也使颈部肌肉和韧带长期处于非协调受力状态,日积月累,从而引起颈椎病。
由于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复杂,病情发展速度和趋势在不同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许多患者对该病认识不足,在就医过程中存在着不少误区和困惑。袁文说,颈椎病是以颈椎椎间盘退变为主要病理基础,并进一步继发相邻骨与软组织结构的退变,最终导致脊髓神经损害。这个概念表明:颈椎间盘的退变是颈椎病发病的根源和核心,先有颈椎退变而后有颈椎病。
但是,并不是所有退变都是颈椎病。袁文说,“一般患者的影像学检查报告中常有 颈椎退性变 字样,这个 退变 是对正常衰老现象的描述,并不一定就是颈椎病,与 恶变 、 癌变 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患者大可不必恐慌和焦虑。”
还有不少患者认为,脖子不舒服就是颈椎病。事实上这样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袁文指出,颈肩部酸痛确实是颈椎病的主要症状之一,但单纯的颈部酸痛大多是由于长期低头工作造成颈肩部肌肉劳损所致。颈椎病所累及的颈髓是中枢神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压受损后所引起的肢体麻木无力、感觉异常、写字等精细活动障碍、行走不稳等才是颈椎病的典型症状。患者不能只关注颈部的酸痛,忽视四肢症状,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因此,正确地认识颈椎病在临床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颈椎病在临床上如何确诊呢?袁文说:颈椎病在国际上分为脊髓型、神经根型及混合型三类,但在国内通常还分为局部型、椎动脉型、交感型等分型。分型的目的主要为了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探索。临床诊断中一定是症状、体征和影像学表现(X片、MRI等)都符合相应标准才能做出颈椎病的诊断,三者缺一不可。症状主要来自患者的描述,而对体征和影像学的研判则基本来自专科医生进行的查体和读片。因此,作为患者,如果颈部不适不要过度紧张,更不要先入为主,盲目认定自己就是某一型颈椎病,一定要及时就医,经过专业的诊断后再做近一步的治疗。
精准的减压手术
长征医院骨科以脊柱外科见长,尤其在颈椎病的手术治疗方面始终保持着领先的技术水平和一流的治疗团队。脊柱外科每年手术量约7000台,月手术量500-600台,几乎可以和一家中型医院的年手术量相当。这其中颈椎手术可以占到40%~50%。平均每天几十台,手术总体安全性和有效率都保持着较高水平。
袁文拿着一个颈椎模型解释说,“人的颈椎由七节段椎骨组成。大体上说,每一块颈椎都由椎体和椎弓构成。椎体是呈现椭圆形的柱状体,与椎体相连的是椎弓,二者共同形成椎孔,所有的椎孔相连就构成了椎管,脊髓就容纳其中。连接椎体和椎体之间是椎间盘。颈椎病正是由于椎间盘的老化、退变影响,甚至压迫到了脊髓和神经根而引发的疾病。因此颈椎病基本的手术原理就是通过手术去除颈椎退变对于脊髓和神经根造成的压迫,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改善患者的症状。”
袁文说,“颈椎前路减压手术,既要去除脊髓前方的致压物,又不能损伤脊髓,因此要求非常精准,一毫米的误差都会损伤脊髓,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正因为如此,脊柱外科医生一定要胆大心细。”
精准的手术还要有“秘密武器”。手术中,袁文佩戴一个头部光源和一副放大镜眼镜。通过放大镜,压迫脊髓的椎间盘、骨赘等结构在直视下显得十分清晰。在这狭小空间里,通过规格精确到一个毫米的手术器械可以丝毫不差地切除致压物,彻底减除脊髓和神经根的长期压迫。一般患者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走动。
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越来越流行。但是,袁文认为,颈椎病的前路常规手术在技术成熟度、适应范围上都要好于目前的微创技术,“很多患者认为打洞的手术就是微创,这样的观点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微创手术指的是手术的创伤最小化,出血量最少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台成熟的颈椎前路手术在切口大小、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康复等方面都完全符合微创手术的理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袁文见证了中国颈椎手术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颈椎手术相比于二三十年前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袁文回忆说,“1984年我刚刚入职时,颈椎手术减压后通常需要在髋骨上取一块骨头,根据需要进行修整,再填充到颈椎上固定起来。手术后病人需要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5到7天,之后再用石膏固定3个月,非常痛苦。而今天,一台普通的颈椎前路手术一般仅需要1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病人从住院到出院也只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脊柱外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更加精细化、高效化、微创化。通过技术改进,团队配合,让病人在更小的痛苦下,得到更大的功能进步。”
医生犯错的代价
“成为一名好的医生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是没有捷径的,要一步一个脚印,从临床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袁文经常和他的学生分享年轻时的一个故事。
近20年前,30多岁的袁文刚刚晋升为副教授,踌躇满志。“那时信心满满,越是复杂的手术越是想要挑战一下自己。”有一次,袁文碰到一个病情非常复杂的颈椎病病人,脊髓压迫的位置特殊,如果采取当时方兴未艾的前方入路,减压效果虽好,但很容易损伤脊髓,而如果选择传统的后方入路手术则相对保险。年轻的袁文经过反复思考后选择了挑战风险系数高、难度大的前路手术,最后手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病人术后经过半年的治疗才逐渐康复。
采访中,袁文丝毫不避讳这一段经历和教训,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犯错,可是医生犯错的代价会格外的高。从那以后,我无数次警告自己,握在自己手里的是生命,要万分谨慎小心。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告诫我的学生们,在行医的道路上一定要脚踏实地,为每一位患者着想。有句老话, 学艺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 我现在50多岁,越做手术胆子越小,就是这个道理。”
脊柱外科手术是高风险手术,因此也非常容易和病人发生纠纷。可是袁文所领导的脊柱外科却是医院里遭到投诉最少的科室。按照袁文的说法,“对待病人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沟通,颈椎手术的风险很大,术前要详细告知病人相应的风险和问题,让患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前几天,一位病人术后出现眼睑下垂,科室的一个年轻医生由于没有和病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发生了争执,正巧被查房的袁文遇到。他亲自找到病人交流,告诉患者术后出现类似的症状非常正常,一到两周就会自然消除,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患者了解病情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令误会加深。
还曾经有一位体形壮硕、颈部粗短的病人,袁文术前反复告诉他,术后嗓子可能会出现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一过性症状。结果手术成功后,病人果然出现了相应的表现,可是病人一点也没有恐慌和不理解。袁文说道,“其实,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彼此之间的理解。”
颈椎病的很多症状与神经内科的相关疾病存在交叉,比如脊髓侧索硬化症、急性脱髓鞘、脊髓空洞症等疾病的症状很容易与颈椎病混为一谈。为此,袁文借鉴国外经验,把一位资深的神经内科教授聘请到科室工作。遇到疑难问题就在一起会诊研究。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在疾病诊断和鉴别方面受益良多,更有效避免了误诊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