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滕威
近日，美国170多座城市爆发游行示威，抗议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被免予起诉，媒体称“这是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自从8月9日布朗遭枪击死亡事件发生第二天，弗格森镇就发生了抗议示威，甚至演化成持续近半月的骚乱。尽管众人皆知，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癌症”，反复发作，无法根治。但近年来白人警察枪击黑人青年的事件每次都会引发全国性的关注与抗议。
2012年发生的特雷沃恩·马丁悲剧作为例证比较有说服力。佛罗里达一个社区的协警、白人齐默尔曼仅仅因为看到17岁的黑人少年马丁，穿着连帽衫（Hood），看上去吊儿郎当，就觉得他形迹可疑，跟踪盘问他，引起马丁反感，二人扭打在一起，齐默尔曼开枪射杀马丁。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断定是故意杀人，而且根据佛州的“不退让法”，自卫杀人无罪，所以2013年7月齐默尔曼最终被无罪释放。尽管齐默尔曼是拉丁裔美国人而不是白人，但由于他被无罪释放，还是引发了全美黑人社群针对种族主义的抗议。因为同样居住在佛罗里达的黑人妇女玛丽萨2012年因开枪警告家暴她的丈夫却被判了20年监禁，尽管子弹只是射到墙上。
“奴隶制电影年”
与“奥巴马效应”
2013年7月14日，成千上万黑人民众纷纷穿上连帽衫，走上纽约、华盛顿等近百个城市街头，举行抗议游行。很多黑人明星，比如勒布朗·詹姆斯等都推送了自己穿Hood的照片，以示支持。马丁案件刚浮现的时候，奥巴马就曾说过，马丁可能是我的儿子或者可能就是35年前的我。
2013年游行爆发的时候，奥巴马再次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非裔美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马丁案，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的。在这个国家，很少有非裔美国男子没有过在商场购物被跟踪的经历，也包括我；在这个国家，很少有非裔美国男子没有过在大街上行走时听到旁人忙不迭锁上汽车门的经历，在我身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至少在我当参议员之前；很少有非洲裔美国人没有过在坐电梯时一个妇女紧张地捂着自己的钱包并且屏住呼吸直到走出电梯为止的经历；如果是一个白人少年卷入相同的案子，我认为无论是结果还是善后都可能会不同。
时至今日，又一个黑人青年倒在白人警察枪下的时候，奥巴马发言已经相当谨慎，他除了表示哀悼之外，声称自己不会在事件调查清楚前给出任何预先判断。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非裔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连选连任（2008年11月至今），使得非裔美国人整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与“关注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近三年来美国的“奴隶制”电影热潮。2012年《相助》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2013年，《被解放的姜戈》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并最终在颁奖礼上为昆汀·塔伦提诺赢得了原创剧本奖；而斯皮尔伯格的史诗大片《林肯》获得十二项提名，票房一亿八千万美元，成为近五年“林肯热”中最叫好叫座的一部。2014年，同样涉及美国奴隶制历史的《为奴十二年》捧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斯蒂夫·麦克奎因也因此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黑人导演。
这充分说明，奴隶制题材电影（Slavery film）是近三年来好莱坞主旋律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有增无减，美国电影人甚至将2013年命名为好莱坞的“奴隶制电影年”——据说至少有七部同题材电影于当年公映或完成。其中包括《萨凡纳》（Savannah）、《守卫家园》（The Keeping Room）、 《北极星》（The North Star）、《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图拉》（Tula，根据发生在荷兰殖民地的奴隶起义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无人知晓》（Middle of Nowhere，约翰·卡萨维茨奖）、《贝莉》（Belle），此外还有一部黑人主演、跨越上个世纪50-80年代但“奴隶制”历史痕迹却几乎不可见的《白宫管家》（The Buttler）。除了好莱坞之外，PBS的纪录片《换个名字做奴隶》（Slavery by Another Name），《非裔美国人：长路漫漫》（The African American: Many Rivers to Cross）以及History Chanel重拍经典名剧《根》，都为近三年“奴隶制”电影的热潮拾柴添火。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这波“奴隶制电影”小高潮是史无前例的。麦克奎因总结过，二战只有五年，但有成百上千部关于这段历史的电影；而美国奴隶制有四百年历史，却只有不到二十部电影。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关于奴隶制的电影肯定不止二十部，但真正有影响的也不过如此。因此，一年（2013年）之中就集中涌现十部之多，的确是前所未有。麦克奎因毫不讳言地称之为“奥巴马效应”。
奥巴马的绰号“奥利奥”
但是“奥巴马效应”除了激活了久被大屏幕遗忘的故事之外，似乎没有真正为非裔美国人社群的境遇带来深刻改变。奥巴马因此得绰号“奥利奥”，讥讽他“外黑内白”。
2013年声援特雷沃恩·马丁的抗议与纪念另一个四十五年前被杀害的马丁的游行前后呼应，使得2013年成为非裔美国人社群史上一个值得书写的年份。这一年是马丁·路德·金遇害四十五年，也是《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表五十周年，《民权法》签署五十周年。半个世纪过去，尽管非裔美国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在法律意义上拥有的权利与白人日益平等，非裔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在扩大，但实际上，歧视与偏见从未去除，不过是逐渐转为“隐形书写”。换句话说，一个黑人总统，不仅不能表明美国进入后种族主义社会，相反，可能因此遮蔽了种族问题的日益尖锐与复杂。
“奥利奥”之下，美国社会“遇黑色变”的过敏症愈演愈烈。据纽约警察局提供的数据，2013年上半年在纽约被警察喝住搜身的15万人中，有55.8%是黑人；29.6%是拉丁裔。针对黑人的“神经过敏”严重到特雷沃恩·马丁尸骨未寒，抗议的人群还未散去走远，美国又接连发生两起射杀无辜黑人青年的案件。2013年9月在北卡，24岁的黑人青年乔纳森·费雷尔因遭遇车祸到高速公路边上的一户人家敲门求助，被屋主当成是入侵者，报警之后，白人警察向手无寸铁的费雷尔射击了十枪，导致后者死亡。仅仅两个月之后，底特律19岁的黑人少女瑞内莎·麦克布莱德同样因为遭遇车祸到附近人家求助，遭白人屋主枪击爆头。类似事件成为2013年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的、另外一部涉及种族主义话题的电影《弗鲁特维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的主要情节。但是，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
按照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记录，自从奥巴马上台，美国的枪支售价高涨九成，7300万人接受了购枪的背景审查；各种极端团体和民兵组织增长了八倍。而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等部门的官方数据表明，黑人当中的贫困人口比例为28%，而白人当中的贫困人口比例为10%。2011年典型的白人家庭净资产为91405美元，黑人为6446美元，拉丁裔为7843美元；从1967年到2011年，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与白人的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12年73%的白人家庭拥有房产，而只有44%的黑人家庭拥有房产。这一差距跟1976年相比，并未有显著缩小。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则显示，黑人和白人对五十年来种族问题是否得到缓解，黑人是否受到歧视等问题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无法达成共识。康奈尔大学非裔美国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Travis L.Gosa在文章中指出，根据“UCLA民权计划”的调查报告，今天的黑人孩子受到的种族隔离与1960年代比没什么改变。六分之一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进入的是各种资源匮乏、师资较差、没有白人孩子的事实上的“隔离”学校。因此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五十年之后，美国仍然是分裂的。
有必要多说一句，2013年，毕生奉献给反种族歧视事业的曼德拉逝世；但在他的葬礼上，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却忙着跟丹麦白人女首相玩selfie。肤色/种族/阶级/性别/国族……所有认同的问题从来都是缠绕丛生的，都可能是某种全球现实。
关于美国现实的
寓言式电影
回来再说说第一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奴隶制”题材电影《为奴十二年》。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加冕与其说是对美国奴隶制历史的正视，不如说是关于美国现实的寓言。
《为奴十二年》最终以字幕的方式告诉观众，诺索普的结局是不知所终，没有任何人、任何史料证明他得以善终。未经证实的各种版本，包括再次被劫掠为奴，被奴隶主报复暗杀……即使，假设他活着，并继续战斗，也许参加了联盟军，打到了南方。但“被解放”的南方，真的没有奴隶了吗？《换个名字做奴隶：南北战争到二战之间对美国黑人的重新奴役》是美国作家Douglas A. Blackmon在2008年创作的一部纪实性作品，成为当年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之一，2009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2011年被PBS拍摄成纪录片。原著和电影都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揭露了南北战争之后，黑人继续被掠被囚禁被奴役，只不过这次主人不是种植园主，而是钢铁公司。
就算诺索普活过了国内战争，也没有被再次卖到钢铁公司为奴，他也没有自由而言。虽然从血统而言，诺索普的母亲是黑白混血；妻子也是印第安人混血，但他们的孩子还是会被依据“一滴血”原则（One drop principle）被划为黑人， 并遭受 “黑人隔离法”（Jim Chow）的歧视。如果他反抗甚至领导针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示威，都会像马克西姆·X和马丁·路德·金一样被暗杀。
或者像《为奴十二年》中的伊莱扎，如果她成为他主人的妻子，比如像肖夫人，命运会不同吗？未必，肖夫人永远有沦为伊莱扎的可能。或者伊莱扎美丽的女儿，被卖给血统高贵的英国白人，被当做大家闺秀养大，但与白人青年的爱情却遭到强大的阻挠与破坏，为了捍卫爱情，宣扬反奴隶制，直接影响了英国结束奴隶制的进程。这就是Dido Elizabeth Belle的故事，2013年Belle这部电影就是建立在这一故事基础之上。但是没有奴隶制的英国，处处自由平等了吗？12岁的苏丹Nubar山中一个酋长的女儿Mende Nazer被穆斯林军队从部落掠走，卖到首都，又从首都被送到伦敦，被囚禁在一个穆斯林外交官家中做家奴。这是2010年电影《我是奴隶》根据Mende Nazer的回忆录讲述的故事，电影揭示了在今天的英国大约有五千“奴隶”工存在的事实。今天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奴役与歧视不仅没有消除，相反不断地变体/重生。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看似被终结，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种种奴役以“隐形”的方式继续猖行。
就算奴隶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民主权利，制度保证了各种族平等，是否天下太平？看看拉斯冯提尔“美国三部曲”之一的《曼德勒》（Manderlay，2005），充满理想主义与平权思想的白人女子格蕾丝来到曼德勒庄园，解放了黑奴，但接下来上演的是，争权夺利、赌博、背叛，最终不仅黑人们呼唤格蕾丝再次当他们的主人，格蕾丝也无奈地像奴隶主一样举起了鞭子。这部电影2010年被德国导演搬上话剧舞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演出过。这部电影对个人主义的摧毁是爆炸式的，同时也再次提出永恒的问题：自由是什么？个人如何面对欲望？绝对自由是否能实现绝对的正义与公平？而这样的追问其实又与麦克奎因的作品相映成趣。
联系其前作《饥饿》与《羞耻》，它们与《为奴十二年》并置，可以看作麦克奎因的“自由三部曲”。《饥饿》是Bob Sand如何在囚禁他的监牢中用身体争取自由；《羞耻》是Brandon在“完全自由”的大都市纽约，如何想限制身体的欲望；而《为奴十二年》则是一个自由人如何被剥夺自由，如何想尽一切办法重获自由，又在重获自由之后再度无影无踪。
自由不是永恒的。这也许是《为奴十二年》带给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社会最有力的箴言。麦克奎因刻意将被绑架前的诺索普中产阶级化，甚至为了模仿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将三个孩子删掉一个，改为一家四口，一儿一女。但一心希望靠自己的智慧与双手勤劳致富的诺索普，却被无情地抛出上升的轨道，一下跌入底层。自由、家庭、梦想，一切的一切被彻底粉碎。不仅是中产梦的破灭，也是美国梦的幻灭以及逆境求生的英雄梦。诺索普第一次被绑架的饭店叫盖兹比饭店（Gadsby Hotel），是的，一不小心就会看成是盖茨比（Gatsby）——百年之后，一个白人的美国梦幻灭的悲剧。这种巧合令人无限感慨。
麦克奎因借所罗门·诺索普的故事推开了一扇门，但没有人从历史深处获救，即使归来也是陷入了更险恶的现实。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90座城市抗议的口号是，“Black lives matter，All Lives Matter！”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人没有获得自由，全人类的自由就是不可实现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西班牙语文学与文化，电影与大众文化研究。）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