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3亿中产阶级，8亿人穷困潦倒”

早报记者 陈诗悦

1997年的布克奖得主阿兰达蒂·洛伊这些年来似乎成了多产的评论家。自处女作《微物之神》大获成功后，出版商和读者都对其下一部作品寄予厚望，新作迟迟不见踪影，这位精力旺盛的印度女作家倒是将自己“转型”成了一个政治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对资本主义犀利的口诛笔伐引起了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的不满。近期，她的两本最新评论文集《医生与圣人》和《资本主义：幽灵的故事》出版，她本人也接受了英国《卫报》的专访，谈及印度当下的贫富差距和种姓制度等问题。她曾应允要完成第二本小说，读者们还等得到吗？

是穷人的朋友还是敌人？

洛伊的新作之一《医生与圣人》是作为B.R.安倍德卡（Ambedkar）的经典著作《种姓的灭绝》的介绍性文章，重新审视了种姓制度。在书中，她回溯分析了安倍德卡和甘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将长期被忽略的安倍德卡称为印度穷人真正的英雄，而她认为，甘地只是一个自导自演的保守主义者。

另一本《资本主义：幽灵的故事》则呈现完全不同的风格，文笔激昂、放纵,充满了诡谲阴谋和无情批判，你几乎很难将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在SOHO办公室中娴静交谈的那位中年妇人联系在一起。她的主要论争内容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的改革开放，这场改革将整个国家推入全球市场，创造了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一代，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在文章中，她写道，“因为我们（3亿中产阶级），8亿人变得穷困潦倒。”

印度的穷人并非什么新鲜产物，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印度的历史问题导致了贫困阶级的重新分配，而现在问题变成了富人阶层的再洗牌。洛伊指出，当今印度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不过洛伊的批判却并非严谨无瑕，她在书中引用了巴博鲁·聂鲁达的诗句来抨击美孚石油公司，却忽略了诗人在写作时是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拥趸，较之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撑自己，洛伊更喜欢机关枪式的抨击，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一直批判到可口可乐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这类犀利言语很容易就让那些本就反资本主义的读者俯首称臣，但对于真正急于知道现在的印度是否较之以前更好的人来说却并无裨益。对此，洛伊的看法是，干涩的学术分析无法改变穷人的现状，需要有人来炒热话题、激起更多人的羞耻之心和愤怒之情，而她乐于担当此道。

但批评者指出，洛伊的故作姿态于事无补。2011年另一位小说家兼评论家阿蒂西·塔西尔（Aatish Taseer）在一本在线文化杂志上说，“我觉得她完全称不上是穷人的同盟，她会使他们陷入永久的贫穷困境中。”

洛伊回应，“我并非先锋，我表达的观点和许多抵抗运动都是一致的。我不是要告诫穷人们该如何思考。”

“没有人是圣洁无瑕的”

另一点常常令洛伊遭到指责的是她的富有，这个独身女人居住在新德里Jor Bagh小区的一栋大公寓内，这对于很多穷人来说，难道不是已经拥有得太多了吗？可是事实上，洛伊并非出身于特权家庭，她自己轻描淡写地说，“我只不过是写了一本书，赚了一点钱。”

洛伊全名苏珊娜·阿兰达蒂·洛伊，出生于印度东北部的小镇西隆，母亲玛丽是个叙利亚裔的基督徒，父亲则是来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经营茶叶庄园。洛伊两岁时父母就离异了，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哥哥先后辗转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最终定居喀拉拉，母亲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

洛伊被送往寄宿学校，那时她便以擅长论辩而出名。后来她又前往秘书学院，16岁退学，转去德里的一所建筑学校学习。彼时她和男朋友一起住在贫民窟，后分手。之后她在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工作过一阵子，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普拉迪普·克里什纳（Pradip Krishen），一个家境优渥的牛津毕业生，同时也是鳏居的前历史教授。

这对夫妻共同制作了几部纪录片和电影，在首部电影中洛伊还担当了女主角。但渐渐地洛伊对于电影世界的兴趣减淡，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写作，并于1997年出版了《微物之神》，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卖出600万册，造成极大轰动。

就像洛伊自己所说的，不论她的背景和物质条件如何，都不该被当做衡量她思想的标准。“我从不理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特权阶级就该持特权阶级的观点并为其创造更多特权呢？”

“没有人是圣洁无瑕的。我才不是个裹着缠腰布的圣人，吃着羊奶酪，终日禁欲，叫嚷着 我很穷 。”洛伊不仅只是在言语上挖苦甘地，事实上她确非那种足不出户窝在安全领域的叫嚣者，她深入危险的地方，受到不计其数的恐吓，当然也树立了不少强大的敌人——民族主义者、水坝建造者、煤矿采掘者还有大型企业和印度军方。

新书再抨击印度种姓制度

阿兰达蒂·洛伊不断发声提及、而印度人却最希望三缄其口的问题莫过于种姓制度——这一几千年来奠定了印度社会的稳固结构。早在《微物之神》中，洛伊就对此有所涉及，在《医生与圣人》一书中，她又重提这一主题，并对甘地和安倍德卡的两种改革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她指出甘地只是想消灭贱民阶层，而安倍德卡则要摧毁整个制度。

印度知名的历史学家Ramachandra Guha，甘地传记的作者之一，就指出洛伊“片面地引用甘地的语录，只是为了将其描绘成一个行动力不佳的保守主义者”。

洛伊对他的回应是“自命不凡”。她说她摘录了1893年至1948年间的甘地语录，“这一时长贯穿甘地的成人生涯，我必须有所选择，不可能将所有九卷都抄下来吧。”她说道，“将甘地捧成为一个渐进主义者或是时代英雄都是不真诚的。”

有评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印度种姓制度，不过洛伊却指出，当下仍然只有很小部分人是跨种姓结婚的。她坚信，从根本上灭除种姓制度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由那些所谓革命者们对婆罗门阶层予以根本的批判”。

除了圣雄甘地，洛伊近期又把枪眼对准了另一个广受尊敬的人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一场电视采访中，洛伊暗示马拉拉只是全球政治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她确实贡献杰出，这点我不否认”，她说，“但我觉得不能将马拉拉孤立开来说。更多贱民阶层的妇女同样也遭受着蹂躏和不公，但她们却从未受到关注，我只是试图唤起大家的注意。”在洛伊看来，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已是政治腐败的显现，再授予马拉拉不过是这一进程的延伸，而前者被她形容为一个好战分子。

对洛伊来说，写非虚构的评论性文章是一桩迫在眉睫的使命。“这种感觉就像身体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器官了。”在写虚构小说时她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放松投入，“我不是说写小说很容易，而是我会跟随小说的节奏，而不用自己把控，就像烹饪一样。”

2007年就有消息传出她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二本小说，洛伊也没有否认，“我已经写了几年了，那些角色一直在我的屋子里晃悠，摆弄着腿抽着烟蒂，他们哪儿也不会去。不过这件事并不紧要。”这个态度大概会令上百万苦苦等待她第二本小说的读者们备受打击，同样感到折磨的还有那些被她的激进言论所困扰、期盼着她尽快“滚回”小说圈的人们。不过，如果关于千面洛伊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话，大概就是她永远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