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学我在摸索的东西”

编者按

“上海文学艺术奖”始于1991年，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上海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截至2002年，“上海文学艺术奖”共举行五届，表彰过巴金、朱践耳、柯灵等12位文学艺术家。今年，“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重新启动，并于11月17日至21日在东方网（www.eastday.com）进行了候选人公示，评奖结果将于12月上旬揭晓。在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揭晓之前，早报将做一系列人物报道，回顾此前获得这一荣誉的艺术家。

早报记者 江村 陈若茜

程多多也写字、画画，每当他自己感觉成就最好的时候，去看看父亲程十发的画，就会发现老先生老早都画过了。程多多很感慨父亲太过聪明了，“捷径都被他走掉了，所以我现在拼命在别的地方找路，就像躲避吸铁石一样，拼命要拉开一点距离，但是我父亲的磁场太大了。”

程十发是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194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1949年后从事美术普及工作，1952年任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1956年参加上海画院的筹备工作，并任画师，长期任上海画院院长。

程十发最为人所推崇的是水墨写意人物画。新时期，山水画被讥为“穷山水”，被要求去掉，而程十发从小就对人物画感兴趣，他知道人物画在当时是中国画的薄弱环节,而在新的形势下人物画却是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的。所以他除了日常的山水花鸟习作外,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人物的创作上。他继承了传统写意绘画笔法，在云南边陲采风写生基础上，通过连环画、插图、年画及宣传画的大量创作实践，将陈洪绶、任伯年一路的人物画法发展为水墨写意人物画新风格，从那个“观念保守陈旧，安于墨守成规，固守着老传统，努力向老祖宗靠拢”的中国画的风气中走出，在人物画的创作上脱颖而出。

他曾经对儿子程多多说，“你看到人家都往前冲了你要准备往后了，人家都退回来，你要准备往前冲了。”这其实就是教育儿子怎么对待艺术上的潮流问题，讲得通俗点就是让其不要随大流。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艺术创作，“我的绘画风格并不同别人两样，我也是 抄袭 ，但不抄袭人家已经抄过的东西，只是我抄的人家不易发觉。我有时从古人中比较冷门的，或是在古代曾经热门过而又冷下来的东西中吸取。”

中国画中有西方元素

东方早报：你认为你父亲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在哪里？

程多多：传统文化也是良莠不齐的，有糟粕、有精华。提及传统文化，我都习惯在前头加上定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几个字不好少的。我父亲也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我们不要讲改良，改良是把良的改掉，剩下都是差的，要保留良的，改掉伪劣的。”我们现在都习惯讲中西结合，这两样东西是可以结合的，但极其不简单。我举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林风眠。林风眠的画其实不能算是中国画，它掺和了很多东方艺术元素的东西在他的西画里。另外一位就是我父亲，他画的是中国画，但有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的，把西方概念和技巧上的东西用到中国画里，而且融合得很好，让人感觉不到。比如我父亲的（画）色彩完全是西方概念的东西，甚至他的色彩关系比例是受摄影里正片负冲概念的影响。讲得通俗点，我父亲喜欢用大红大绿，但是和齐白石的大红大绿又不一样，他的大红大绿接近齐白石的老师吴昌硕的，红的里边有绿，这是负色，而且不是一次负。吴昌硕用的办法是他不洗盘子，笔也不洗，在纸头上就混起来了，红里边有绿，绿里边有黄，这个调子就统一了。所以你看我父亲大红、大绿、大黄拼上去不要紧的，第一它成分不一样，所以它调子统一的；第二他掌握正片负冲的概念，分量不一样。这块大红色很重，边上那块绿色就轻轻的，这个就是西方元素。知道了这个你再去看他的画，如果（用色）比例不准一定不是他的。

东方早报：发老的传统技法很扎实，但是他的心态又很开放。

程多多：墨守成规就不是他了。他就是不能冒犯的东西他非要去冒犯，其实就是去探索，这需要魄力。所以我父亲到后来已经连笔都弄不动了，人家说他“你总算成功了”，他说，“没有，没有，你们不要学我，我自己还在研究。”我父亲一直说，“你们不要学我成功的东西，要学我在摸索的东西。”

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完全用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国画的山水画家。但是骨子里不然，他很能接受西方的艺术观念。他在上海美专学习之前就开始喜欢摆弄照相机，而且对摄影的概念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更有甚者，他对许多当时比较陌生的一些国外艺术家，如康定斯基、杰克逊·波洛克、奥森·威尔斯、劳伦斯·奥利维尔等人的理论体系，他都有兴趣去作一番研究，这在当时作为一个纯粹学传统艺术的人来说是为数不多的，而他却更能守住自己民族艺术精粹的底线，那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坚定站在本土立场上

东方早报：发老的水墨写意人物画很出彩，而且这一路的作品也是比较多的被人们所看到，这应该得益于他云南边陲采风写生的经历吧？

程多多：云南是让他有新概念出来的地方。当时我父亲三十岁，正好青春年华。我父亲的人物画是自学的，他在上海美专的老师都画山水花鸟，没有人是教人物画的。人物画是他自己的爱好，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研究古代那些人物画大家的作品中，比如李公麟、梁楷、石恪、曾鲸、陈老莲等。那个时候刚解放，人们都认为“穷山水”，所以画家那个时候是根本没出路的，我父亲知道人物画以后是一定有前途的，再加上人物画相较山水和花卉历来是比较薄弱的。在上海滩及周围地区，除了市面上一些专给人家画人像小照的画家之外，在当时的中国画的画坛上也就是由费晓楼、改七乡、钱慧安等的一批海上画家在画国画人物。那时社会上欣赏人物画的风气还基本以传统技法画作为主，题材以仕女画为主。可以说当时欣赏中国画的风气是这样：“观念保守陈旧，安于墨守成规，固守着老传统，努力向老祖宗靠拢。”从任伯年到我父亲这一路，算是把海派人物画给振兴起来了。靠什么振兴呢，就是靠连环画。

我父亲画连环画的时候，花鸟、山水的功夫都进去了，而且他会在这之间换来换去。关键还在于他的书法，他的书法什么体都有，隶书、行书、汉简……我父亲写字完全是画出来的，“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所以他很欣赏广东人，广东人讲画画不叫画画，叫写画。

他画这么多连环画，造型基础不得了。连环画要求你对生活要了解，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但是他画连环画的同时，又可以马上就可以画中国画，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完全进入连环画，而是一直在边缘坚守，太多人画连环画结果把自己画死掉了。

东方早报：发老画作取法还是很坚定地站在自己的本土立场上的。

程多多：他是完全站在本土立场的。他笔墨干净、线条果断，但是有时候他开玩笑就说，“我的绘画风格并不同别人两样，我也是 抄袭 ，但不抄袭人家已经抄过的东西，只是我抄的人家不易发觉。我有时从古人中比较冷门的，或是在古代曾经热门过而又冷下来的东西中汲取。”所有的画人物画的画家都在学陈老莲，但是都学得很表面，没好好研究陈老莲到底好在哪里。我父亲学陈老莲，你虽然看不他哪里学了他，但是他把陈老莲最优秀的地方都学过来了，学陈老莲骨子里的东西。他的线条、字都是从陈老莲那里学过来的，他早期字很像陈老莲，有飘飘逸逸秀气的感觉，后来陈老莲（风格）变掉了，他也变掉了，把汉简、魏碑的东西（加进去），他的线条和书法的东西熔为一炉。

艺术不能随大流

东方早报：发老的艺术创作从生活和群众中吸取养分么？

程多多：我父亲擅长人物画，他早年对各种人物形象的印象就是来源于民间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对大人们之间所叙述的各种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书中或墙上或戏曲里边的各类不同人物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父亲画的第一幅出版物叫《反黑田》，是上海解放初期，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他当时还很年轻，在松江养病，正好看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报道，就自带铺盖到松江的天马山下农村里去体验生活，画出了年画《反黑田》，他将下到农村后看到的真实情况，用人物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现在再来看这张画，在创作构思上完全用了写实的手法，用现在的眼光来评述非常幼稚，但是那段时间正是他人物画创作的入门阶段，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很明显他画人物画的立足点是高的，拥有不同的意境，努力想摆脱旧人物画的束缚。

东方早报：你认为你父亲最值得当下借鉴学习的地方在哪里?

程多多：我父亲临终前给我留了句话，要求我做人不要贪。一个人一旦贪心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了。我父亲这辈子都做一个很平常的人，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他的想法就是我是一个画画的人。那天我给他整理笔记，发现一张小纸头上他的发言稿，角落上写了一段话很有体会，“我为什么要画画，我就是自己开心。”尤其是经历过“文革”之后，他说他的画人家很喜欢，拿去后挂在家里人家很开心，他就很开心。我认为这很朴素。

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对艺术纯粹是出于热爱，像以前他被冤枉的事情很多，包括“文革”每天劳动、扫厕所、写大字报。但是他从厕所里出来洗洗干净就画画，好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完全是艺术家，一点情绪都不带进来。他还跟我讲过一句话有点意思，他说，“你看到人家都往前冲的时候你要准备往后，人家都退回来，你要准备往前冲了。”这其实就是怎么对待艺术上的潮流问题。讲得通俗点就是不要随大流。